陶行知的初心 1915年,陶行知(当时名为陶文濬)在伊利诺大学市 政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后,于当年秋季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 范学院改学教育专业,师从杜威、孟禄等大师。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但陶行知却遇到了一个大困难, 就是经济拮据,缺乏足够的经费维持学习。其实他本来是 获得了中国政府给予的部分庚款奖学金资助,但哥伦比亚 大学位于纽约,生活费比伊利诺大学要昂贵得多。所以到 了哥伦比亚大学不到半年,陶行知便囊中羞涩。 这时,由于孟禄博士的介绍,陶行知得以申请利文斯 顿奖学金并获批准。这笔奖学金对陶行知来说,无疑是雪 中送炭。 按程序,受助人得向利文斯顿奖学金捐助人说明“曾 受训练及终身事业之计划”,于是,陶行知给哥伦比亚大学 师范学院院长罗素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经历以及 终身志愿。 在这封信中,陶行知表达了自己“欣喜何似”的心情,希望院长能够 “提供一些住在本市附近的捐赠人姓名,以便我登门拜访”,向捐助人当面 表示感谢。他还陈述了自己从���蒙到留美的学习经历。 在表达了“衷心感谢”之外,陶行知写道—— 愿向您以及利文斯顿奖学金捐赠人保证,在斯特雷尔教授及其他 科、系教职员之教导下,再经过两年多的培训,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 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 步美国人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因此乃能够实 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在这里,青春勃发的陶行知向罗素以及捐赠人袒露了自己毕生的志 愿——用教育振兴中国。 其实,陶行知“教育救国”的理想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当初少年陶 行知走出家乡的时候,胸怀报国之志的他和鲁迅、郭沫若当年一样,初 的志向是学医,并投考了杭州的广济医学堂,但也因为和鲁迅、郭沫若同 样的原因,他弃医从教。 所以,1914年刚到美国时,陶行知心仪的大学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 学院。他非常希望学教育,无奈费用不够,不能直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 习,便退而求其次,进入费用相对低一些的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攻读市政专 业,后获得了伊利诺大学政治学文科硕士学位。但他认为学习市政专业将 来只能做官,不能真正建立起民主共和的**,而在中国不缺少的就是 官员,于是他毅然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 在这封给罗素的信中,陶行知写道:“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而带 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 存在。” 这寥寥数语,缘于他来美前就对“共和”才三四年的中国现状的深深 忧虑。 辛亥革命后,民国取代了清朝,共和取代了帝制。但中国依然没发生 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国民精神依然停留在封建专制时代,政治黑暗,百姓 愚昧。随着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复辟,中华民国有成为袁氏“中 华帝国”的危险。为此即将毕业于金陵大学的陶行知写下论文《共和精 义》,阐述共和主义的真谛。 在这篇文章中,陶行知倡导民主共和,反对专制横威,认定“自 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他还指出了当时种种“共和之险 象”,包括“国民程度不足”“伪**”“党祸”“多数之横暴”。 怎样才能防止“共和之险象”呢?当然是人民共和精神的觉悟与提 升。那如何才能有足够的共和公民?陶行知把目光投向了教育——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 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不期消而消,真领 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同心同德,必养成 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爱尔吴(即爱尔威)曰:“共和之 要素有二,一曰教育,二曰生计。”然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 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 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故**当局者要 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但其为可教,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 成其为**主人翁之资格焉。 陶行知以名的成绩获得了金陵大学**毕业生的资格,而他这篇 毕业论文被校方推出来在毕业典礼上宣读。 从《共和精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行知已经基本确定了为 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而从事教育的人生志向。 因此,他从伊利诺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等**教育 大师专攻教育,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强劲的理想动力。 25岁的陶行知给罗素的信中,有一句话掷地有声—— 余今生之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 **。 民主,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根本。他的包括生活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 主张和实践,都是民主这棵大树生长出的繁茂枝叶。 当然,陶行知的民主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从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有社 会主义倾向的新民主主义,但对民主本身的追求,他从未停歇。 为了民主中国献身教育,通过教育创造民主中国。这就是陶行知的初心。 为了这颗初心,他奋斗了一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6年7月26日,上海人民在为英年猝逝的陶行知举行大殓,在他的 遗体上覆盖了一面鲜红的锦旗,上面写着八个大字—— 民主之魂,教育之光。 2021年9月3日 他日爱国爱人,必自**不欺始 陶行知一生追求真教育,这是众所周知的。 22岁那年,他在担任主笔的《金陵光》杂志上发表了 一篇《为考试事敬告全国学子》的文章,抨击学生作弊, 力数其害—— (一)欺亲师。……欺师不敬,欺亲不孝,不孝不 敬,是为败德。败德之人,不得志害身家,得志害天 下。自来滔天罪恶,盖有始于此者矣。 (二)自欺。……将以求荣,适以受辱;将以欺 人,适以欺己:其愚亦已甚矣。 (三)违校章。……以尊荣之学生,而行同偷窃, 甘以身试法,不独行为不轨,亦且太自轻其身份矣。 (四)辱国体。……吾华生之一举一止,一言一 行,莫不为彼邦人士所注意。倘不慎而所安、所由、 所以,皆未能出于诚,则被外人行将以一斑而概全豹,谩谓吾“中华 之大病在于不诚”。……惟欺诈是尚,则不徒召外人之藐视,亦且失 其共和国民之精神矣。 (五)害子孙。……**之学子,即他年之父母也。为学子而行 欺,是不啻引将来子女之行欺矣。可不惧哉! 陶行知还把作弊上升到假爱国和假爱人高度—— 且吾人**,盖莫不以爱国爱人自任矣。对于吞赃纳贿,则重斥 之;对于任用私人,则訾议之;对于运动位置,则鄙弃之。吾嘉其 志,吾佩其言,然爱国者必遵守法律。**不服从学校之法律,安望 其他日服从**之法律乎?爱人者,必推亲及疏。**师傅之昵而 欺之,父母之亲而欺之,己身之切而又欺之,安望其他日之能爱人 乎?……故欲他日爱国爱人,必自**不欺始。欺人欺己而自谓爱国 爱人者,假爱也。亲且不爱,遑论乎疏?己且不自爱,遑论乎推己而 爱人? 此文让我感慨万千。我的眼睛久久停留于“自来滔天罪恶,盖有始于 此者矣”而浮想联翩。 作弊可耻,这已经是从古到今的道德公论,然而在行动上呢,作弊之 风一直绵延不绝。如果说陶行知当年所抨击的是旧社会的污浊现象,那么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按说这种旧社会的丑行应该消失,至少应该大大 减少吧!然而,只要稍微去考察一下现在的一些学校,恐怕很难让人不 摇头。 仅从考试方式上看,为了杜绝作弊,学校煞费苦心,严防死守。比如 “混班交叉考试”,即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个考室考不同的试卷,以防止学 生窃视;又比如将考场设置在学校操场,考生与考生之间彼此隔离——如 果航拍这个场面,应该如大型团体操一样整齐而宏伟吧! 本来考试要诚信是天经地义的,可现在有些学校居然倡导“诚信考 试”,且大造声势,让学生在**下宣誓,举起右手,大声呼出“诚信考 试”的誓词,宛如敢死队奔赴战场一般壮烈。可笑! 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也默许甚至纵容更甚至帮助学生作弊。这种现 象好像也是“历史悠久”了。1914年1月,陶行知还在《金陵光》上发表 过一篇题为《呜呼某校》的短文,以辛辣的笔调,形象地描绘了这样的 情景—— 年考将届,某校学生某起谓某教员曰:“请先生给我们些范围。” 众学生曰:“这是要的,这班书顶难。” 某教员曰:“上班了四个月,只念了十八面书,怎样叫难?” 众学生曰:“这是要的,这班书顶难。” 既思欲保存饭碗,惟有取悦学生;欲取悦学生,惟有允其要求。 乃继曰:“那么,照书面数,逢单的就考;逢双的就不考,好不好?” 众学生曰:“好……好……好!” 考试届,某教员书考题毕,一生曰:“先生,第二个题目在书上 哪一面呢?”继又一生曰:“先生,末了一个题目我忘记了,在那一 面吗?” 某教员始则支吾两语,终则一一俱应学生所问。考试始终学生忽 而交头耳语,忽而纸球四飞。抽屉之下,几成藏书楼。一时眼手交 忙,大有偷儿之态度。教员则如知情之捕快,见若不见,闻若不闻。 记者曰:一学期而读十八面书,已届不成事体。考时复取其半, 以为范围;范围之外,复有指点;指点不足,继以夹带;夹带不足, 继以枪替、剽窃。学生以此欺教员,教员亦以此误学生,成何教员? 成何学生?更成何学校?然就吾之目光所观察,正不止某校已也。呜 呼,民国教育之前途! 一百多年过去了,陶行知当年“呜呼”的“某校”不是依然没有绝 迹吗? 我曾经听有帮助学生在考场上暗中作弊的老师说:“我也没办法啊!上 面逼得紧啊!”她所谓的“逼得紧”,是指教育bu门对学校教学分数的各 种考核,包括排名,这些考核又直接关系着老师的绩效。所以有老师激愤 地说:“应试教育逼良为娼!” 似乎很有道理,这“道理”让可耻者居然成了无辜者。然而,绝大 多数没有作弊的学校和老师,在同样的应试压力下,为什么没有被逼成 “娼”呢?如果说,只有通过和学生配合作弊才能有理想的“教学质量”, 这是对踏踏实实教书的老师和老老实实考试的学生极大的侮辱! 正如陶行知所讽刺的,这些作弊的学生和老师,面对**庄严得很 呢!作文、演讲无不表现出自己“爱国”的模样。然而,“欺人欺己而自 谓爱国爱人者,假爱也”。 2021年9月4日 “教育乃一种快乐之事业” 有一个判断,我估计是包括许多教师在内的大多数人 的共识:师德低下、水平糟糕的教师是个别的,品学兼 优、出类拔萃的教师也不多,处于中间状态的教师往往爱 孩子,也有把教育做好的真诚愿望,但业务素养不理想, 教育教学智慧也不够用,总之整体素质平平。 我们可以从个人素质(包括天赋)、收入待遇、制度建 设、社会风气等方面去找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从师范生的源头上就出了问题,或者干脆说,师范院 校招生时就为未来的教师队伍埋下了隐患—— ,因为现在中国的师范大学(含师范学院)所录取 的新生,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换句话 说,秀的高三毕业生往往不会把报考师范院校作为自己 的志愿。第二,相当多的师范生并非出于热爱教育而报 考师范院校,更多的是由于其他原因,“我的高考分数只能 上师范”“父母劝我,说女孩子教书也不错”“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压力和风 险,相比之下,教师职业还算稳定”“虽然辛苦,但毕竟还有寒暑假”…… 这样的教师,会给教育带来怎样的后果?陶行知当年早就预料到了。 陶行知先生的《师范生应有之观念》,是他1918年5月对安徽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师生所作的演讲记录。 先生告诉师范生们,“教育乃有效力之事业”。这里的“有效力”特 指对共和国的重要性,是“能巩固共和之基础”—— 教育能养成共和之要素。共和国有两大要素:一须有正当**, 一须有认识正当**之国民。盖**有正当者,亦有不正当者。正当 **,能引导国民行正当之事业;不正当**,能诱致国民行不正当 之事业。故又必须养成能认识正当**之国民,**正当则从之,领 袖不正当则去之。由是,正当**之势力日张,而不正当**之势力 日蹙。所以教育能巩固共和之基础也。 简言之,教育就是造就共和国的公民。而培养公民的教师,自己首先 就得是真正的公民。这是不言而喻的。 先生还告诉师范生们,“教育乃一种快乐之事业”—— 《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非当日孔子言教育之 快乐耶?孔子一生诲人不倦,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 至。现任教育者,无不视当教员为苦途,以其无名无利也。殊不知 其在经济上固甚苦,而实有无限之乐含在其中。愚蒙者,我得而智慧 之;幼小者,我得而长大之;目视后进骎骎日上,皆我所造就者。其 乐为何如耶?故办教育者之快乐,当在手续上,而不在其结果之代 价。换言之,即视教育为游戏的作业、作业的游戏也。 我经常对年轻老师说,只有把教育当爱好(即陶行知所说的“视教 育为游戏”)才能享受到其中的快乐。我曾对一个不甘于教书的年轻老师 说:“如果你对教育职业不满意,就两个选择,要么改变职业,要么改变职 业心态。”这话有些“无情”,但我直言的是一个事实:如果一辈子从事 自己不爱的职业,自己痛苦,学生也痛苦。 所以,报考师范就要想清楚:我为什么要报考师范? 陶行知当初对师范生们也是这样说的—— 诸君亦当自省为何不入他校而入师范学校?岂为师范学校豁免学 膳费而来乎?抑为求学之故,无他校可入,不得不入师范学校乎?或 迫于父母之命,不得已而入师范学校乎?将负大才能、抱大兴味而后 入师范学校乎?假如因免学膳费,因无他校可入,及因父母所迫而 入,姑且无论。若因负大才能抱大兴味,其将何以自待?吾见**师 范毕业生,有一部分人不办教育,或办教育而不尽心力者,皆由初未 能自省也。然则,以上所说均成空谈矣。鄙人此番之话,方为负大才 能抱大兴味而入师范学校者言之,望诸君皆注意焉。 在陶行知看来,“负大才能抱大兴味而入师范学校者”(即有理想有兴 趣而报考师范的人)将来才可能成为真正有作为且享受职业幸福的教师。 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陶行知先生在谈到师范教育时,特别 谈到对未来先生的选择:“预备要做先生的是那种人?他对于教师职业的兴 味、才能如何?他充当某种教师是否可以胜任愉快?现在实际在那儿当教 师的是谁?师范学校所期望于他所训练的人才有多少能做适当的教师?这 也是师范学校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谁在那儿教,谁欢喜教,谁 能教得好,就应当训练谁。” 然而,当今现实令人忧虑。2018年,安徽省(陶行知就是安徽人啊) 某县给所辖学校发了一个通知——中考成绩330分(除去体育和实验成 绩)的考生有资格被送到某专科学校,五年后就能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据网上透露,该县2018年普通高中(含民办)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20 分,该县比较差的高中统招线也达到了671分!安徽省2018年高中招考�� 分为880分,扣除实验和体育占分90分,卷面总分还有790分!330分, 得分率仅为41.8%! 这些中考只有330分、得分率仅为41.8%的学生,至少从成绩看来, 是“差生”,但这些“差生”居然可以免试进入师范专科学校,五年 后将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无数家长的孩子将交给他们教育培养……我想 起来就感到“恐怖”。 现在,居然公开号召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的初中生去读师专,师范生的 质量沦落到如此境地,真是让人欲哭无泪——为我们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 很多人会说,是教师待遇太低而让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这当然是事 实,**也的确应该不断提高教师待遇。但是,无论教师待遇如何提高,教 师都不可能成为**富翁。我的意思是,仅仅靠待遇去吸引考生报考师范, 作用是有限的,就像高薪养廉一样,究竟得多高的“高薪”才能“养廉”? **除了提高教师待遇,还应该以各种方式创造一种全社会尊重教 育、尊敬教师的氛围,而且这些方式应该制度化,让每一个教师都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同时,所有报考师范的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都 应该郑重地思考:我为什么要当老师? 2021年9月4日 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 无论是多年前的新课改,还是近强调的核心素养, 都要求课堂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的需求 来设计教学。教师的教,要服务于甚至服从于学生的学, 教和学成为有机的一体。有专家还为这种突出学生本位的 课堂取了一个名字,叫“生本课堂”。 其实,在陶行知1919年发表的《教学合一》一文中, 已经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谈得很透彻了。虽然和八 年后(1927年)他的《教学做合一》比起来,还没有强调 “做”,但仅就教学中的师生关系而言,“教学合一”已经是 对传统课堂的一个革命性冲击了。 陶行知善于从大家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其谬误:“现 在的人叫在学校里做先生的为教员,叫他所做的事体为教 书,叫他所用的法子为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些 书本知识的人。他似乎除了教以外,便没有别的本领;除 书之外,便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 别的功课。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 打消掉了。” 明明叫“学生”,但“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难道不 荒唐吗? 陶行知从大家熟悉的“学校”二字入手,轻轻一挑,便挑破了一个滑 稽的水泡:“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校。这都因为 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将它和学分离了。” 由是,陶先生提出“教学合一”三个理由:“,先生的责任不 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 子。……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 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 关于点,先生特别强调:“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 乃是教学生学。教学生学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与学联络起来:一方面 先生要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学生要负学习的责任。”所谓“负学习的责 任”,就是先生自己要不断学习,吸取新知,即在教会学生学的同时,自 己也要不断学习——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就是“做一个学习型的教师”。 其实,所谓“学习型的教师”就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难道还有“非学习 型”的教师吗?如果不学习,还叫教师吗? 但很遗憾,现在不学习的教师还真不少,如果不是教育行政部门规定 “继续教育学分”,不是学校规定“书”而且每天打卡,还要考核,有 的老师恐怕除了读教材教参,很难会再读其他书。 所以今天的老师读到陶行知对“好的老师”的界定,应该问问自己: 我要求学生读书,我读书吗? 关于第二点“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从根本上说,是教师对 学生的尊重。这里,陶行知如此批评道:“从前的先生,只照自己的意思 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 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 合一的流弊。”现在,“只管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的老师依然存在。如果 这些老师读到这里,不应该深思吗? “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的课堂,彻底变革了传统课堂上的师 生关系,把教师“教”的过程变为学生“学”的过程,让教师的“教”服 务于甚至服从于学生的“学”。这样的课堂,是陶行知民主教育理念的生 动体现——它意味着教师必须尊重学生原有的基础与个性,意味着教师对 学生能力与潜力的无限信任,意味着师生是在探求知识真理道路上志同道 合的同志和朋友,意味着还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意味着让学生成为课堂 的主人……建立在师生人格平等基础上的课堂,是以师生积极交流对话为 主的课堂,是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主人的课堂,是充满生命幸福与人性光 芒的课堂! 关于第三点所说的先生“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对教师的专 业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陶行知的原话是:“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 学……”而不是照本宣科,做知识的“二传手”。 注意,这里的“学”不只是一般的阅读,更是指做学问研究。陶行知 说:“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 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不断研究,就必 须不断关注相关领域前沿的动态,这样教师大脑始终江河澎湃,不至于 死水一潭。如此源源不断的活水,才可能滋润学生的精神世界。 我曾经说过,高素质教师首先应该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他当 然必须要有出色而且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艺术,但还不能仅止于此,他还 应有教学以外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一技之长:教数学的,不妨在课余研究一 陶行知 点数学“猜想”;教物理的,好同时又是一个科技制作的能工巧匠;教 政治的,能不时发表一些经济学小论文;教语文的,可能又是一位楚辞研 究者……教学艺术和专业特长,对学生产生一种热爱科学、不断进取的潜 移默化的感染教育作用,也使教师本人对学生保持着一种源于科学、源于 知识的人格魅力。 “教学相长”的原意本非指师生之间互相帮助、彼此促进、共同成 长,而是指教者本身“教”与“学”的“相长”。但后人在注释时作了引 申,还包括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双方的相长,也是陶行知一再强调的教 育理念。陶行知这里以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话为例,说明“教 学相长”能让一个教师快乐:“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是过 来人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 画葫芦,我却觉得有十分的枯燥。所以要想得教育英才的快乐,似乎要把 教学合而为一。” 读到这里,我们能不若有所思,进而想到自己吗? 2021年9月4日 听陶行知怎么说“新教育” 我曾经说过,“新教育”并非我们今天的“首创”,其 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美。 新教育流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洲**工业 化发展、垄断进一步形成,而出现在欧洲的一种反对传统 教育理论和方法,广泛采用新的教育形式、内容和方法, 革新已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教育运动。这一教育运动在实 践上表现为“新学校”的兴起和发展,在理论上则表现为 具有深厚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论的出现。 中国新教育运动是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初期 (1912—1930)由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蒋梦麟、陶行 知等留学欧美的新教育家群体为主导,由众多一线教师和 国外教育专家积极参与,以民间教育力量为主体,以实用 主义教育哲学为理论基础,以提倡和实践教育民主化、科 学化、国际化和本土化为基本内容,包含众多专门化教育 运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现代化改革运动。 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 也深受20世纪初期国际教育思潮与运动,特别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 动”和欧洲“新教育运动”的深刻影响,同时它积极反馈于国际教育新 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将之视为20世纪前期国际教育改革运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促进了20世纪前期世界教育的 改革与发展。 1919年,陶行知在浙江师范学校毕业生讲习会上有过一次**的 讲演,全面阐述他的新教育主张。该演讲录收入《陶行知教育文集》时题 目就叫《新教育》。 陶行知一开口便谈到“新教育的需要”。他说:“我们现在处于二十世 纪新世界之中,应该造成一个新**,这新**就是富而强的共和国。怎 样能够造成这新**呢?”先生说,固然要有好的**去引导老百姓,但 老百姓怎么知道哪个**是好的呢?“所以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国 民教育,拿来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晓得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共和的 国民,适合于现在的世界。”这里,明确了中国需要一种新教育,来造成 一个新**。 紧接着,先生专门对“新教育”三个字进行释义。先说“新”字是什 么意思:“新字的个意义要‘自新’。**新的事,到了明日未必新; 明日新的事,到了后日又未必新。即如洗澡,一定要天天洗,才能天天干 净。这就是日日新的道理。所以新字的第二个意义要‘常新’。又我们所 讲的新,不单是属于形式的方面,还要有精神上的新。这样才算是内外一 致,不偏不倚。所以新字的第三个意义要‘全新’。” 讲了“新教育”的“新”之后,先生又解释“新教育”之“教育” 的含义:“‘教育’是什么东西?照杜威先生说,教育是继续经验的改造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of experience)。我们个人受了周围的影响,常常 有变化,或是变好,或是变坏。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 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就是要用新的学理,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 经验。” 新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陶行知先生讲了两点:,让学生有利用 自然界的能力造福于人类;第二,讲求共和主义,使人人都能自由地守 着自己的本分去做各种事业。“一方面利用天然界,一方面谋共同幸福。 可说一句,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这种能力,再概括说起来,就是 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也就是说,新教育的 目的是培养“三自”新公民。陶行知具体阐述说:“自主的就是要做天然 界之主,又要做群界之主。即如选举卖票一事,卖和不卖,到底由自己的 主张。果能自主的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人家有什么法子 对付他呢?至于自立的人,在天然界群界之中,能够自衣自食,不求靠别 人。但是单讲自立,不讲自动,还是没有进步,还是不配做共和国民的资 格。要晓得专制国讲服从,共和国也讲服从,不过一是被动的,一是自动 的,这就是他们的分别了。” 接下来,陶行知先生又讲了新教育的方法:,要“适合”,即 “杀鸡用鸡刀,杀牛用牛刀,这就是适合的道理;教育也要对着目的设 法”。也就是说,方法不可一概而论,须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第二,要 “依据经验怎样做的事,应当怎样教”,即更多的时候应该从生活中学习 知识和技能。第三,共同生活,以培养共和精神,有互助的力量。第四, 有正当的游戏运动。第五,注重启发。尤其要培养学生产生疑问、提出疑 问并解决疑问的能力。第六,鼓励自治。“教学生对于学问方面或道德方 面,都要使他能够自治自修。”第七,全面发展。“全部发育身体和精神要 全体顾到,不可偏于一面。”第八,要注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师生之间要 和睦,“所以‘学’和‘乐’是不可分离的”。这里,陶行知先生特别提 出,学校里面先生都有笑容,学生也有笑容。第九,讲究效率。“要用 简便、省力、省钱、省时的法子,去收的效果。” 陶行知的新教育还包括“新学校”的概念,其内涵就是学校与社会打 通。陶行知先生的原话是:“新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所以要 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须把社会上一切的事,拣选他主要的,一件一 件的举行起来。不要使学生在校内是一个人,在校外又是一个人。要使他 造成共和国民的根基,须在此练习。” 新教育所培养的新学生,也有特定的含义。这里,学生之“学”, 是要自己去学,不是坐而受教。“先生说什么,学生也说什么,那便如学 戏,又如同留声机器一般了。”而“生”字的意义,是生活或是生存。“进 一步说,不可学是学,生是生,要学就是生,生就是学。”先生还提出, 所谓“学生”是随时随地的事,不只是孩子在学校的事:“天天变动,就是 天天受教育,差不多从出世到老,与人生为始终的样子。你哪**生存不 是学?你哪**学不是生存呢?孔子到了七十岁,方才从心所欲不逾矩, 他是一步一步上进的。凡改变我们的,都是先生。以前只有在学校里的 是学生,一到家里就不是学生;现在都做社会的学生,是从根本上讲,来 得着实,不至空虚。虽出校门,仍为学生,就是不出于教育的范围。所以 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引他到尚、完备、能**、有精神的地 位,那方才是好学生。” 陶行知的新教育对“新教员”也提出了要求:“新教员不重在教, 重在引导学生怎么样去学。”这样的教员必须具备的素质:“,要有 信仰心。认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事,而且不是一时的,是**有益于世 的。……第二,要有责任心。不但是自己家中的小孩和课堂中的小孩,我 应当负责任;无论这里那里的小孩,要是国中有一个人不受教育,他就不 能算为共和国民。……第三,做新教员的要有共和精神。就是不可摆出做 官的态度,事事要和学生同甘苦,要和学生表同情,参与到学生里面去, 指导他们。第四,要有开辟精神。时候到了现在,不可专在有教育的地方 办教育。要有膨胀的力量,跑到外边去,到乡下地方,或是到新疆这些边 界的地方,要使中国无地无学生。……第五,要有试验的精神。” 有了新教员,还得有新课程。这课程从社会方面讲,要合乎世界潮 流,合乎共和精神;从个性方面讲,要符合每一个人的需要。有了新课程 自然就有新教材。陶行知认为这教材应该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要符合鲜 活的生活,而且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要用“死书”去教“活泼泼 的人”。新教育的考试也应该和生活相联系,要考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不 考无用的死知识。 在这次演讲中,陶行知系统地论述他主张的新教育,几乎就是他的 “新教育大纲”。我理解,陶行知的新教育就是生活教育、民主教育、公民 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都面临着特定的时代主题。陶行知所要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让千千万万老百姓接受教育,成为共和公民。这是以前的教育 没有解决的。这就是他的新教育。 当今中国,以朱永新老师为发起人,由千千万万一线教师参与的“新 教育实验”如火如荼,这与百多年前欧美的“新教育运动”和中国陶行知 等新教育先驱的“新教育”有何联系?朱永新老师说:“发起于21世纪初 的新教育实验,也可以视为世界语境中的新教育在当代中国的一声回响。 因为,我们与历史上的新教育之间有一些共同的特性:都旨在对现实的教 育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构,都主张尊重儿童的个性,都建立了一批实验学 校,都试图对当下的教育和社会进行创新和改良,都是民间自发的行动, 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历史上新教育的一段新的链接和延续。” 时间毕竟过去了一百年,中国今天的教育显然和陶行知时代有了很大 陶行知 的不同,比如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文盲,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了。也就是 说,陶行知的新教育所期待的“让千千万万老百姓接受教育”已经成为现 实,但是否成为素质完整、发展全面的共和公民,这个任务还不能说完成 了,还需要今天的教育者继续努力。 1936年7月,陶行知在香港发表了题为《新中国与新教育》的演讲, 他说:“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点,是老教育坐而听,不能起而行,新教育 却是有行动的。”而我们今天新教育实验也主张,只要行动,就有收获。 无论陶行知时代的新教育,还是今天的新教育,共同之处都是对准一 个个具体的“人”为**培养公民。今天的新教育在汲取陶行知先生的新 教育理论养料的基础上,提出并尝试通过“十大行动”,改变师生的精神 状态,赋予师生及家长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就是今天新教育的 使命。 2021年9月4日 “**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 1987年暑假,我次读到了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自 治问题之研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陶行知说:“学生自治是学生团结起来,大家学习自己 管理自己的手续。” 我想到了我当年即将带高一新生时,就想:可不可以 让“学生团结起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呢?当年9月 新学年一开学,我决定在班上试试。 我先让学生们自己订立班规,人人都参与订立——而 不是少数班干部制订,更不是我这个班主任提出几条规定 让大家遵守。 我之所以让人人参与班规制订,是因为我按照陶行知 先生的指导:“我们办学的人所定的规则,所办的事体, 不免有与学生隔膜的。有的时候,我们为学生做的事体越 多,越是害学生。因为为人,随便怎样精细周密总不如人 之自为。……这就是说,有的时候学生自己共同所立的法,比学校所立 的更加近情,更加易行,而这种法律的力量,也更加深入人心。大凡专制 **的人民,平日不晓得法律是什么,只到了犯法之后,才明白有所谓法 律。那么,法律的力量,大都发现于犯法之后,这是很有限的。至于自己 共同所立之法就不然,从始到终,心目中都有它在,平日一举一动,都为 大家自立的法律所影响。所以自己所立之法,大于他人所立之法;大家共 同所立之法的力量,大于一人独断的法。”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充实,全班无记名投票通过了班规,于是这部“班 级法律”便成了我班权威的象征——不,还不只是象征,而是对包括 老师在内的行为规范。为什么“包括老师”呢?因为在制订班规的时候, 我和学生统一了认识:老师也是班集体平等的一员,理应和同学们一样, 接受班规的监督与制约。 实践证明,学生是能够自治的。后来我每带一个班都是这样引导学生 通过班规实行自治管理的,效果都不错。 可我的这一做法,被一些专家指责,说我“忽略了学生还是成长中的 不成熟的孩子”“放弃了教师教育和管理的主导作用”“用班规取代深入 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把德育简单化”云云。 我不是那种不接受批评的人,但我没看出这种指责有什么道理。于 是,我依然坚持用班规进行学生自治,一直到退休前所带的后一个班。 我行我素的底气,来自心中一直装着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自治问题之 研究》。 现在,已经退休的我重读这篇文章,对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自治思想有 了比过去更深刻的理解。 表面上看,学生自治是一种管理方式,其实它同时也是一种教育行 为,不过这里的教育指的是学生的自我教育。 陶行知说:“我们德育上的发展,全靠遇了困难问题的时候,有自己解 决的机会。所以遇了一个问题,自己能够想法解决它,就长进了一层判断 的经验。问题自决得越多,则经验越丰富。若是别人代我解决问题,纵然 暂时结束,经验却也被旁人拿去了。所以在保育主义之下,只能产生缺乏 经验的学生;若想经验丰富,必须自负解决问题的责任。” 德育,不是教师想当然地去给学生灌输“道德”,而是让学生遇到问 题后,“有自己解决的机会”,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有效的德育往往是 生活中真实的具体情境中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学生的自我教育,而不是 “别人代我解决问题”。这样的体验越多,学生的成长越快。 陶行知的这些论述,已经被我几十年的带班经验所证实。所谓“学生 自治”远不只是让学生管住自己,还让学生在面对许多困难和困惑的时 候,通过各种方式自己解决。当然,在这些过程中,有时也离不开老师的 帮助,但更多的是学生自决。 这种自我教育,是比传统德育更符合教育本质因而更有效果的教育。 所以苏霍姆林斯基说:“我深信,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 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是民主教育在班级管理上的有效 体现。我甚至斗胆地说,通过学生自治,以“法治”取代“人治”,是班 级管理的一次“革命”! 是的,长期以来,中学的班级管理模式基本上是班主任“一元化领 导”的“人治”。这种管理方式不仅落后低效,而且往往产生一些教育负 效应—— 班级“人治”管理,教师很累:上至贯彻落实各级领导的教育意图, 下到布置督促检查每天的清洁扫除,班主任要做到巨细无遗,可谓“事必 躬亲”“呕心沥血”! 班级“人治”管理,学生很苦:一切听命于班主任,创造精神受到束 缚,主人意识受到制约,自觉性越来越弱,而依赖性却越来越强。 班级“人治”管理,教育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对学生的 批评、表扬往往因教师当时的情绪或对学生潜在的主观印象而表现出程度 的差异或方式的不当,这也使教育的威信在学生心目中降低。 班级“人治”管理,班级成了班主任的影子:班风的好坏主要取决于 班主任个人素质的高低,而教育者所期望的学生的参与精神、主体意识、 民主观念等等渐渐淡化以至泯灭。 班级“人治”管理,师生关系成了“君臣关系”:教师和学生之间只 是的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教育出现了失误也难以及时纠 正,这样,我们多年来提倡的师生平等互助的新型关系则成为一句空话。 班级“法治”管理,使班主任从繁重的事务性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以前 我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却见事不见人:抓班级事务越来越细,离学生心 灵却越来越远,而班上纪律仍不如人意。“法治”管理,使我基本上把日常班 级事务交给了学生──根据班规,各司其职,而我则腾出大量时间研究学生 思想,深入学生心灵,使自己真正成为学生心灵的陪伴者而非“班级警察” 或“学生保姆”。当班主任期间,我每天按学号轮流找一位学生谈心,并阅 读、写作,发表文章,出版专著。若非“法治”管理,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班级“法治”管理,使学生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的愿望真正成为现 实。以前,学生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一般只限于少数学生干部,而且他 们的“管理”也是有限的──不过是班主任的助手而已。而实施班规,不 但使班干部们全权担负起班级管理的重任,而且使班上所有学生成为教育 者和管理者。“学生是集体的主人”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成为一种班级 制度。 班级“法治”管理,使民主精神真正深入学生心灵。班规使学生与班 主任享有一样的权利,学生开始尝试着民主管理的实践,并在此过程中, 切身体验着集体与个人、民主与法制、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自尊与 尊他的对立统一关系,潜移默化地感受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尊严与人格 的平等。学生运用班规,学会依规约束自我,依规维护集体,依规防止班 主任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或感情好恶管理学生,依规避免教育者可能出现的 教育失误。可以这样说,班级的“法治”管理,实际上是让学生在实践中 受到民主精神、法治观念、平等意识、独立人格的启蒙教育──而这正是 未来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对我们教育提出的要求。 陶行知这些话仿佛就是对我的鼓励:“**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 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是 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 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 公民,必须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的国体上来看,我们学校 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该算为共和国的学校。” 这是1919年10月陶行知的声音。 我想到了并不让人乐观的现状:我们现在的学校,有多少学生真正能 够自治的管理机制?有多少真正属于学生自己的社团?如果我们连对孩子 自主举办一次演出、组织一次演讲都不放心,都急于“引导”甚至操纵, 所有学生组织和社团都成了校长和老师意志的傀儡,连小朋友的少代会所 有的程序包括排名顺序、发言稿都经过层层审查而成人化——谈何培养未 来的公民?这样的学校恐怕就是陶行知所说的“不应该算为共和国的学校”。 重读《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让班级 (学校)建设更加科学更加民主,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管理方式的改进,而 且关键是一种教育观念的更新;也不仅仅是班主任(校长)个人工作艺术 的偶然体现,更是让我们的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 202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