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990) 当代女性主义对性别意义的论辩每每引起某种忧虑感,好像性别的不确定性*后可能将以女性主义的失败告终。或许麻烦并不一定是带着这样负面的价值意味。在我童年的主导话语里,捣乱是一件你想都不要想的事,因为那会给你惹上麻烦。叛逆的行为与对叛逆的训斥似乎陷在同样的框架里,这个现象使我对权力的微妙伎俩有了一些初步的批评见解:通行的法律以麻烦威吓人,甚至让人有身陷囹圄的麻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人远离麻烦。因此,我的结论是麻烦是避免不了的,挑战在于如何*好地制造麻烦,什么是身处麻烦的*好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疑义出现在批评视野里。我注意到麻烦有时候是用来委婉地表示某些根本上的神秘问题,而这通常与所有阴性事物所谓的神秘性相关。我拜读西蒙·德·波伏娃的作品,她解释说在一个男权主义的文化框架里作女人,意味着作一个对男人来说是神秘的与不可知的源头,而这在我读萨特的时候似乎得到了证实:对萨特来说,所有的欲望——非常成问题地被假定为异性恋的、男性的——都被定义为麻烦。当一个女性“客体”莫名地回视了一记眼光、逆转凝视、挑战男性位置的职权与权威时,对那个男性欲望主体而言,这出乎意料的干扰、未预料到的能动性,使麻烦成了不光彩的丑事。男性主体对女性“他者”极度的依赖,立时暴露了他的独立自主的虚幻性。然而,这样辩证的权力逆转并没有特别抓住我的注意力——虽然我的确留意到了其他事。权力并不只是关于主体之间的交换,或是主体与一个他者之间经常性的倒置关系;事实上,权力的运作似乎生产了我们用以思考性别的那个二元框架本身。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权力设定建构了主体与他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关系,以及这些词语内在的稳定性?什么样的限制在其中运作着?这些词语是不是只有遵从一个异性恋矩阵来设想性别和欲望,才不会造成困扰?当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认识体制(the epistemic regime)的面具被摘下,显示其实是它生产、物化了这些表面的本体范畴的时候,主体以及性别的稳定性又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如何能够对一个认识/本体体制予以质疑?什么是干扰那些支持性别等级(gender hierarchy)和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性别范畴的*好的方法?想想“妇女病”(female trouble)——历史上对女人没来由、时不时犯小毛病的一种设想,这背后呼之欲出的观念是女人天生就是麻烦——的命运。尽管对女人身体的**是严肃的,但这词语也是可笑的;而能笑对严肃范畴,对女性主义来说是**必要的。毫无疑问地,女性主义仍然需要有自己的严肃游戏的形式。《女人的烦恼》(Female Trouble)(译者按:电影译名均参照IMDb中文网的资料)是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的一部由蒂凡(Divine)领衔主演的电影的片名,而蒂凡也是《变发》(Hairspray)的男/女主人公。他反串女人,隐含了性别是一种假冒为真的持久扮装的意义。她/他的表演使得自然与人为、深层与表面、内在与外在的区分——这些几乎都是性别话语所一向赖以运作的——变得不稳定。扮装是对性别的模仿,还是,它戏剧化了性别所由以建立的那些意指性的姿态动作?作为女人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一种“文化表演”?或者,“自然性”是由那些通过性别范畴、在性别范畴内生产身体,并受到话语限制的操演行为所建构的?尽管有帝凡的例子,男同志和女同志文化里的性别实践经常在戏仿的语境里以“天生自然”为主旋律,凸显了原初的、真实的性别的操演性建构。我们还可以指出什么其他的基础性身份范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的二元架构,揭露它们其实是一些创造自然、原初、不可避免的事物等结果的生产机制?
要想揭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等基础范畴是某种独特的权力形式产生的结果,需要一种形式的批评探究方法,也就是福柯改造自尼采、定名为“系谱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方法拒绝追索那些受到压抑而深埋的性别的源头、女性欲望的内在真实以及纯正或真正的性/性别身份;相反地,系谱学探究的是,将那些实际上是制度、实践、话语的结果,有着多元、分散的起源的身份范畴,指定为一种起源或原因,这样做的政治着眼点是什么。本书将围绕着阳具逻格斯**主义(phallogocentrism)与强制性异性恋等这些定义性制度的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去除它们的**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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