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先生事晚清变法思想之探讨数十年，成果颇著。本书收入5篇文章，分别是“晚清变法思想析论”、“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王韬变法思想论纲”、“论胡礼垣的大同思想”，从整体到个案，深入地研究晚清变法思想的多个方面。

晚清变法思想析论
一 引言
晚清有三大运动，即自强运动、变法运动与革命运动。三者皆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从历史发展上观察，自强思想发生*早，继之以变法思想，再继之以革命思想。从思想发展上观察，三种思想虽继往开来，但在新旧交替之时，新思想常发生于旧思想未尽褪色之前，如在咸同之际，自强运动正蓬勃兴隆，然变法思想已育其胎；又当光绪季世、甲午之后，变法思想经三十年的激荡，已成风潮，卒有戊戌变法之一幕，但正当此时，革命思想与行动亦已见端倪。及至清室*后十年，保皇与革命二党虽势如水火，但变法与革命两思想因子，其间相互错综复杂之关系，学者已多论及。由于思想演变之迹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以变法派为自强派者有之，以变法派为革命党者亦有之，殊不知思潮如江河，虽或有夺他流人海者，但一般言之，泾渭分明，不能以江为河。是篇之作，拟就变法思想之内容作全面的观察，分析其独特之思想因子。诸思想因子之结合，乃成变法思想之实质。借以显示变法思想之特点，以别于自强思想与革命思想。
二 二个核心——变通思想与缓进思想
倡议变法，旨求变通，殆无可疑。此一思想因子在晚清并非新出，国史上颇有成例。*有名者为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二者皆以求富强为求变的动力。不过，前者求富强以与列国争，而后者求富强以御敌国之威胁。晚���变法思想亦以富强为动机，然其目的不仅仅是御敌，亦不仅仅是与列国争，同时要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未有之变局乃由于鸦片战后门户洞开，策应无方，明达之士，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唯有惊叹。然从历史背景看，此巨变之起，实由于中国突自帝国之世界进入列国之世界。按西洋列国的形成，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千余年逐渐蜕变而成，其势自然。但中华帝国经外力之压迫，猝然降为列国之一员，其势仓促，当之者其心情之惊惶失措，亦意料中事。有此一历史巨变，乃有反映此变的不同思想。倡导变法论者即欲以变求通，使中国成为一富强之近代**，以摆脱内乱外患的危机。
然而变法一词虽旧，晚清变法的内容实新；变通思想虽自古有之，变通的实效自古难得。故晚清变法家目击历史巨变，处惶恐之世，编织其思想内容时，如何说服朝野人士应变，*称急务，亦是一代思想家所面临之重大课题。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之际，或自觉，或无觉，每有抵制之倾向，何况中国文化遭外来文化之挑战，其反抗性更为强烈。加之，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辄以保守为尚，弃旧换新，每多迟疑。凡此皆为采纳新思想内容之障碍，故变法家欲变当时之法之前，必先批判保守之积习，翦除迟疑不前之心情。尤有进者，对当时之思想界，尤不得不论证变通之合理与必要。
变通何以合理？何以必要？王韬曾谓国史即一变动之发展史，孔子亦圣之时者，若孔圣处今之世，亦必应变。是则，王韬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法，判定中国历史文化原本变化不息，**求变乃极自然。
论证变通思想*可引用之传统经典，当属《周易》。穷则变，变则通，人皆知之；何况易言玄秘，古来中国思想家多受其启发，然每有不同之结论，譬照铜镜，人人可以己影为形，晚清变法家自难免不以《周易》为据，求变求通。《周易》中之词汇，如变通、如天道、如沿革、如道器、如自强，乃时见于变法文献之中。例如王韬于“变法”一文中，开宗明义，即引“穷则变，变则通”一语，演绎其说，他对西力东渐与中国变局之间的关系，洞若观火，故谓利玛窦之东来已兆中国近代巨变之先机。先机虽早露，唯恒人不易觉察而已。他又用“天心”一词，颇似《周易》中之天道，王弼释易日唯圣人能先知天道之变，而王韬则日唯有少数有识见之士，才能洞悉天心的趋向，识见之士何在？王韬未曾明言，但似指晚清变法家，故其本人亦义不容辞，指出天心之所趋向。
又如严复之《天演论》。此书虽译自英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演进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然经严氏典雅之笔意译之后，中国学者读来不啻是一释易之新作。事实上，严复以“演进”为“易”而释之，所释之易，就内容实质而言，无疑是19世纪西欧思潮之缩影，他以“逻辑”（logic）为“名”，以“数学”（mathematics）为“数”，以“物质”（matter）为“质”，以“动力”（force）为“力”。是以，易书上所谓名数为纬，质力为经，亦即西洋数理之四概念。而斯宾塞所谓由简易到复杂之演进，亦即是易书上所谓：“坤静而奚，坤动而辟”。于是，严复用西方学说，以易理演绎，说明变通思想乃中外之通理，亦为人类社会文化进展之不可避免者。
晚清变法家用传统思想模式，古典词汇来说明新说，事属自然，因彼辈原是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而且亦有必要，因非如此新说便难以渗透旧思想界，如传教士撰写的俚俗之作，便不能在当时的思想界推波助澜。用旧模式、旧词汇来解说新的变通之理，《周易》当然是*丰富的知识宝库。但是，晚清变法志士并不为《周易》所限。例如，他们并不以《周易》之定命论，或天命观为然，而着重“尽人事”。换言之，人事而非天命乃是人类命运之主宰。求变通亦即是在尽人事。
不过，晚清变法家并未尽弃天命观；他们以天命为人心以及历史趋向之反映。易辞言之，观察天命亦就是观察历史与人心，冀有所警惕。按诸晚清之历史与人心，天命示变对变法人士而言，岂非太明显了吗？若天命示变，而不尽人事，则听天由命，祸福无主。既尽人事，必须全力以赴以应变，此即康有为于其变法奏议中，所强调的“刚断”，他要光绪皇帝学日本明治、俄国彼得，以帝王之大力来扭转乾坤。
然而，尽人事需有引导。晚清变法家以历史为*佳之指针。固然，中国自古以史为镜，但真能为**人事导向之作，实在不多，此点郭嵩焘言之*明。他以为有用之史著，唯属史论，故传统之良史唯刘知幾与王夫之，庶几近之。郭又由史通变，以为时间屡变，政制社会当随之变易以应时。郭氏尝有意撰元明史论，续船山《宋论》，作为时变之参考，惜书未成。
又变通不仅是历史文化进展之必然，且有实用的价值，盖变通可以纠谬。汤震（寿潜）有言，凡制度皆由简而繁（此点似受严复译著之影响），而“繁”必生谬误，时时变通则可时时避免谬误。陈虬亦云，法度能维持秩序，必要之变通可使法度常具效力。伸言之，欲使法度不毁，唯有变通。盖变通可令旧法度适应新环境。此正晚清变法家所寻求之目标。
晚清变法论中之变通思想已如上述，但此一思想中尚有一“不变”之因子，有待解说。“不变”或亦来自《周易》，皮锡瑞曾指出，“变”与“不变”为易之二大概念。盖易之作者，处太古之世、观察万象变化，觉察到不变之事实，如自然之位置（天上地下）以及秩序（非时序），皆永恒不变。再由自然观察到人文，发现人事常变迁而人伦不变，如父子之关系古今中外不变，此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是以变通思想包涵“变”与“不变”二因子。晚清持变法论者对此颇有发挥，可见之于道器、体用、本末诸说。近人常将道器分割，实则道器非二元，乃一元之两面。朱熹言理器已阐明此理。章学诚言之尤明，谓道器之不可分犹如影之与形。晚清学者对此并无新义，持变法论者亦如是，故郑观应说：道无器，道不能发生作用；器无道，器亦不能表现性能。
若将道比作道德或精神因素；器比作科技或物质因素，精神物质两因素显然不能分割。晚清变法家深信中国精神文明不亚于西方，但都承认物质文明之远不如。然而何以合一之两因素，不能均衡发展？对此一问题之解答，或谓秦皇暴政迫使精巧的工匠西涉，或谓宋儒空谈使形而下之器不能发达，皆不免牵强附会，但附会之意义正说明晚清变法论者如何自圆其说，以卫护道器合一之说。
道器不能平衡发展，事已过去；瞻望将来，变法家莫不希望“器”能追上“道”，以齐头并进。陈炽说：西人挟科技东来正予国人改进“器”之良机。其他变法议论亦多以“西学”为器，即欲师西人“长技”以补中国“器”之不足，“器”足之后始能与道相配合。
道器不能分割，体用亦不可以“二分法”（dichotomy）视之。论者每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为牛首马身，实未得张氏之微意。按《劝学篇》中尚有“循序”一章，其意不过是：采用西学之前，须有中学之基础（体）。张氏于此点论述甚详，曾举例说，若精通西文而无中文基础即不能译西书。是以，体用观念在变通思想中有先后本末之意，即反对“全变”——即后来所谓之全盘西化（当然，一旦全盘西化，便无译西书之必要，即是西体西用）。但体若非指不变之道（如伦理），自亦可变或应变，如政体制度等皆须随时应变，晚清变法家已言之甚详。
体用之义具本末——体是本，用是末。但在晚清变法思想中，原尚有深一层意思。因倡导变法思想者，莫不有鉴于自强运动中之舍本逐末，例如购西炮西械而不重人才训练，西炮西械便等于无用，盖无能发挥利器者也。故变通之际必须先本后末，知何者为根本，何者为枝叶，如此始能本固而末盛，变法始能见效。
是以，变法思想中之道器、体用、本末皆一元而非二元。若道、体、本指根本之伦常伦理，放诸四海皆准，乃千古不变。若道、体、本泛指思想、制度、文化，不仅可变，而且须与器、用、末应时俱变。
但应变并非全变。变有必要，但全变则属荒谬，因晚清变法家深信文化中具有无时问性之因子，既无时间性，必能适应现代而无须扬弃。他们又主张渐变而反对剧变，因剧变可能产生动乱，便无变法可言。所以，持变法论者必反对革命，因革命系剧变，而非渐变。所谓渐变便当一述进步思想。
晚清变法人士主张进步，显受近代西方思潮之冲击。盖进步思想乃17世纪科学勃兴后之产物。如马斯厉许（Bruce Mazlish）所说：“进步之观念。与近代思想史密不可分”。
传统中国与西方之上古、中古时代一样，缺少“进步之观念”。古典中国思想家常受循环的阴阳五行说影响。中古中国佛教盛行，但佛家思想亦系循环论，而非进步论。唐宋以来，儒、佛、道三教合流，然理学家之宇宙观亦属循环论。唯有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颇具进步观。然王氏著作既未问世于当时，对当时自无影响。王氏著作出于同光时代，原因很多，其一或系变法人士受西方进步论之激荡，省察中国之思想传统，乃对王夫之进步观特别敬仰。
晚清变法人士之进步思想，考其内容，可得下述诸端：
（一）知识实用论 此一观念原非舶来。有清一代，当乾隆之世，戴震及其扬州学派颇以实用为尚。以后，经世之学行，主经世济民、学问之实用价值更为肯定。晚清变法人士即承袭经世之传统，又值西方实用之学的东来，二者相配合，故变法思想亦带西方物质文明之色彩。若无西方之影响，变法派人士或亦能由经世而倡言变法，然变法之内容恐非一样。
西方物质文明之**，约在工商与科技二端。晚清变法家之响应西方之工商与科技，可见之于彼辈对传统经典之新解释，谓《中庸》载有理财致富思想，又谓《论语》所言“敏则有工”暗示近代机械与铁路之功能，又谓四书多有鼓励聚财、制造、通商、勤工、利器之意向。《考工记》一书素不为儒者重视，而变法家则时常引用，以示古来科技发展之成绩。《管子》一书亦常被称道，谓已具谋利、货币、通商以及商税等观念。郑观应于西方商务知之*详，谓管子之为国聚财，颇似西方重商主义之政策。甚至变法人士能从道家学说中，发现有用之学，如严复谓道家之尚节俭，颇得近代经济学之微意。凡此皆属“古已有之”论调，然“古已有之”不仅仅是“借古自重”而已，考变法派之用意，或系“古为今用”，一则借古表达新义，二则以新见解变古之质。试问若四书既为重工商之书，则儒教之中国，今后舍工商之路又何从？
既重实用之学，则*不实用之八股文遂为倡变法者的众矢之的，于八股取士一事痛加批评，废八股几为彼辈之众口一词。代八股取士之科目应是策论与经解，并附以政治、法律、史地、算学、科技等。*可注意者，张之洞有维新古学之计画。张氏以为经书之处理，贵在掌握大义或精义，精义多见之于致用之学，如《尚书》之精义在治民，《春秋》之精义在尊王治平等。至于史书贵在掌握史实与制度，子书贵在补儒学之不足，理学书贵用学案体例以精简之。张氏鲜道集部，应系无实用价值之故。以张氏之见，学者通中国致用之学后，乃可进而通西方实用之学，如科技、政法、史地等。据此可知张氏之学，贵能致用，是则其所谓中学为体之中学，亦实用之学也。
上述皆为提倡实用之学的言论。至甲午以后，刺激益深，风气愈开，学会与学堂勃兴，实用之学始有所凭借，而晚清变法人士所倡导之知识实用论，乃大流行。
（二）厚今说 厚古薄今，自古而然。晚清变法家似亦借古自重，而且言必称古、尚古。然细究之，彼辈所崇之古，乃是“三代”。历来中国学者以“三代”为理想之政治。几如西方学者心目中之乌托邦。故冯桂芬以近代西方与理想化之三代相比，则其推重近代西方之心昭然若揭。冯以后，变法人士更谓近代西方甚得三代之遗意。此种暗示似已肯定近代西方文明之价值，同时扬弃厚古薄今之说，即不信今不如古。
变法家既崇三代，不可谓薄古。但三代系远古，若以近古（始皇以来）而论，薄之甚厉。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诸辈皆以帝国之专制为中国发展之障碍，致令近代西方物质文明远胜中国。然则欲与今之西方文明比肩，则必先“薄”近古之专制与八股不可。
……

大陆版新序
原序
晚清变法思想析论
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
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
王韬变法思想论纲
论胡礼垣的大同思想
引用书目

晚清有三大运动，即自强运动、变法运动与革命运动。三者皆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从历史发展上观察，自强思想发生*早，继之以变法思想，再继之以革命思想。从思想发展上观察，三种思想虽继往开来，但在新旧交替之时，新思想常发生于旧思想未尽褪色之前，如在咸同之际，自强运动正蓬勃兴隆，然变法思想已育其胎；又当光绪季世、甲午之后，变法思想经三十年的激荡，已成风潮，卒有戊戌变法之一幕，但正当此时，革命思想与行动亦已见端倪。及至清室*后十年，保皇与革命二党虽势如水火，但变法与革命两思想因子，其间相互错综复杂之关系，学者已多论及。由于思想演变之迹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以变法派为自强派者有之，以变法派为革命党者亦有之，殊不知思潮如江河，虽或有夺他流入海者，但一般言之，泾渭分明，不能以江为河。（吾）拟就变法思想之内容作全面的观察，分析其独特之思想因子。诸思想因子之结合，乃成变法思想之实质。借以显示变法思想之特点，以别于自强思想与革命思想。
——汪荣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