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认识论的探讨
就像探究人类起源一样,文明与早期**探源应该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是人类关注自身来历的自然延伸,于是不同的解释和认识途径成为不同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群体,都会穷究自己所处社会制度和现状的来历和形成过程,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文明和早期**探源主要是在历史学领域里进行的,后来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有力支持。而国际学界从一开始就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更大关注,其研究方法对民族学和考古学产生更大的依赖。这一差异主要是中国有不间断的编年史和丰富的典籍,而世界上大部分文明和早期**都缺乏连续的编年史和可与中国比肩的文献资料,所以必须依赖历史学以外的方法来进行探索。
在讨论人文学科的认识论时,皮亚杰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称为探求“规律”的“正题法则学科”,将以重建和理解在时间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称为“人文历史学科”。前者关注不同时空中重复发生事件的规律及内在变量;后者不是从现象中抽象出建立规律的变量,而是以补充的方式,达到每一过程的复杂性和原初性。虽然历史学家能够借助规律而深入理解历史事件,但是他更注意的是个别事件的特征〔1〕。因此,历史学虽然常被归人人文和社会科学范畴,但是就其认知途径和方法论而言,还是和其他学科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中国传统史学的认知方法和现代史学又有很大差距,把传统史学从现代历史学范例来加以审视,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认识途径一定程度受治学传统和材料性质的制约和影响之外,价值也是文化科学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换言之,采取什么样的认识途径和方法也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课题,并非任何现象和问题在研究者眼里都具有文化意义,只是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点对研究者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2〕。为此,中国文明与早期**探源的历史学导向,除了源远流长史学传统之外,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影响。
张光直指出,中国的传统史学有明显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历史记录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所以为后人指出了方向。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此传统史学并不仅仅是编史,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建立可供效仿的行为准则并提供道德说教的因果报应〔3〕。他还指出,尽管近代西方史学传人中国之后,便首先以传统史学的这一特征为打击对象,但是它特别注重对客观史实的记叙,和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这两大特点,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据领导或至少是优势的地位〔4〕。正是传统史学的道德价值取向,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使得史学与儒学一起成为国学的两大支柱,并被看作是文人学士跻身仕途的必由之路和统治能力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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