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自由的定义，当也有百家说法，绝非仅是两家。可否也一句白话以蔽之曰：能让百姓说真话，也就实现民主自由了，也就反而能够真正地国泰民安了。
行文至此，了无风华，老生常谈耳；但我相信还会有多少位老生小旦百论千论说真话。在这一点上，我是乐观的，又不尽然，乐乎悲乎，且观之。停笔矣，乃又想到老伴，她从来是我的每读者，这一回给不给她先看呢？……还是给她看了，沉默未语，但也不像是要和我划清界限的样子，我也就不怕，照发。

清朝的文字狱，一般的意见都以为到了乾隆时才盛行，自然，以数量而论是如此。九辑《文字狱档》差不多有八辑都是说的乾隆一朝事。但以质量论，却都远不及雍正中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之重要。雍正的处理方法也是很独特的。一般的逆案，犯人的言论总是干碍着皇朝的体统与机密的，即使在官文书中有所触及，也大抵一鳞片爪，语焉不详，因为这都是“防扩散材料”，不宜使大众知道。可是雍正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心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对于案犯的处理，常例是由大臣们审讯定拟，奏请皇帝批准执行，但雍正又一反常规，自己站出来与案犯面对面地辩论，写下长篇的上谕，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辩护。对于这类大逆的案犯，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的，但雍正又一反旧例，并不杀掉，还要罪犯到处讲说，现身说法，宣扬政策，而且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这又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为一切人所不及料。但这*后一着却终于失败了。雍正一死，嗣皇帝乾隆就立刻处死了案犯，并且将雍正颁布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下令销毁。乾隆为这一翻案活动找到的理由是：“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到底也没有说��明白，但从皇帝一换，政策立刻就变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雍正确有点特别的地方，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皇帝模样，作为一种别格，不能不说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关于曾静一案处理的另一破格之处是宽恕了现行的曾静而狠狠地惩办了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子孙亲属。雍正自己的解释是，如不经曾静投书， “则谣言流布，朕何由知之，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在曾静亦未为无功”，而吕留良则“谤议及于皇考”，是不能宽恕的。这解释不用说也是支离的，就连他给亲近的大臣的朱批中，也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出奇料理”。其实他是看出了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行动尤为危险的。而要彻底清除思想上叛逆的根源，不能不抓住一个有代表性的靶子来大做文章。吕留良搞过结社讲学，又大量批点时文，在读书人中有颇高的声望，又正好碰到刀口上，被他抓住了。他的这一思想被乾隆接受，贯彻下去，就成了此后办理文字狱的原则基调，也是通盘政策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治的契机。而雍正则是它的奠基者。
《大义觉迷录》四卷，现有重印本。所据底本有雍正内府刻本与雍正刻本两种，前者是御制的原本，后者则是地方上的翻刻。当日既要使之“家喻户晓”，那翻刻就不只一种两种，印数也必然可观。但被乾隆宣布为禁书之后 ……

雍正与吕留良
“名教罪人”
宽严之间
隔膜及其他
“几乎无事的悲剧”
违碍种种
避讳的故事
清代的禁书
禁书小记
《南山集偶钞》
《峤雅》
经钥堂文稿杂著
《国史纪闻》《嘉靖以来注略》
《秋水集》
查·陆·范
“光棍”的诗集
清理祺遗诗
——跋《读书堂诗集》稿本
谈禁书
后记

黄裳*擅旧书新读，旧戏新谈、旧史新论；这是因为他*善于掌握这旧与新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亦千古至今做学问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