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杭州分成三批人去。**批是大姊夫为主,因为叫他先去订旅馆房间,他和四姑母盛稚惠及两个大表哥云龙、云鹏,还带了一个打烟大姐一起去。四姑母吸鸦片。他们住在尼姑庵里的。第二批是大娘和两个姊姊,还带了两个大外甥并我。*后一批是五姑母盛关颐和五姑父,他们的侄子也来了。侄子已廿多岁了。所谓玩杭州,其实**为的是吃,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要开五个多小时,有很好的西餐供应。我们的座位当然很好,可是伙食车就挂在这一节上。我嗅到油腻味便不好受,再加上开车震颠,连话也不说了,闭着眼睛,路边田野风景也不想看。吃饭先点菜,有穿白衣服的服务员带了菜单来点,便当极了。她们每人点了几只菜,有鲍鱼奶油汤或芦笋汤,猪排、牛排、铁扒鸡、鱼、火腿蛋炒饭、香肠鸭片饭等等。她们是有说有笑地吃着,我看了已饱,只要了火腿吐司。
到了杭州,出火车站口便有轿夫拉生意。一人乘一顶轿子来到西湖边涎龄大马路上“清泰第二旅馆”,是中式房子,二层楼。我们住楼上,看得见西湖美景。*好的是房门前就有长而宽的走廊,放着很多藤椅,还有摇摇倚。我常坐在这种摇椅上。云龙偷为我拍了张照,以后我才晓得。
我是属蛇的,直到很久以后,我读了洵美写的《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才明白了我们早就有缘分:
家人时常对我说,我和蛇是有缘分的。那年我还没到一岁,奶妈把我放在摇篮里推到后园去玩,我睡着了,她恰好手里做鞋子的线没有了,于是乘我熟睡的时候,跑回屋子里去拿。拿了线走进园子可把她吓坏了,一条六七尺的贵蟒蛇圈盘在我的摇篮周围。她不敢走近,也不敢做声。于是又拼命跑回去叫了许多人来,一个*老的女佣轻轻地说,千万不要惊动,这是家蛇,是保护主人的,不要紧。她又对蛇说道,奶妈回来了,你放心去吧。那蛇竟似乎懂得她的话,慢慢地游走了。家人对我说,我问祖母,祖母说是的。我问母亲,母亲说真的。从此我更爱蛇了。
孩子死了,嫂嫂更孤单了。二小妾必然联合对付她。她又不会笼络人心,亲戚朋友也没有合得来的,讲的又是扬州上海话。有一次我上哥哥家,她不在,两个小妾殷勤招待,苏州话又悦耳。不久,哥和她离婚了,说是她放什么针在哥的枕头底下,做迷信的鬼把戏。其实她是不会害丈夫的,大约想叫丈夫进她的房。
两个妾是妓女,从妓院里来的,贫苦人家的女儿卖给妓院。女子没有自立的机会,往往不由自主地落入陷阱。妓院分几等:有“么二”、“长三”,这是高等的;“四门头”、“野鸡”是下等的。暗的有“台基”。妓院里,阔人上门,摆一台酒几百元,**妓女要有一手弹唱的本领,当然**要有人捧。
大娘也会轧闹猛。有几次在莱馆请舅舅吃饭,也叫两个艺妓来卖唱。只要向菜馆里的跑堂(服务员)点出妓女名字,就会叫来的,由菜馆付钱,然后在账上一并算。唱的给二元,不唱的一元。不唱来看看谈谈,算捧捧场吧!大娘选的是年幼的,一个唱京戏,另有一个拉胡琴的同来。唱小曲的妓女要自抱琵琶弹唱。妓女嫁人要赎身钱,妓院里的女老鸨和男乌龟以她们为摇钱树。
阔人捧自己的情人,摆下几台酒席,不用出席也付钱。“四门头”、”野鸡”是晚上抛头露面在街上把男子拉拉扯扯拖进屋去。规矩的男子甩袖子走脱了,被勾魂落魄的必得花柳病(梅毒),“野鸡”有烂鼻子的,如没钱**可能会死,还有遗传子孙之祸患。
有些妓女是自愿的,她们贪图吃穿。也有些自己明白人要老的,该寻归宿,所以嫁了丈夫守本分成家。哥哥的两个妾算是好的,她俩没有生育过,性子也和善。一妾股上生了个东西住院开刀。动手术后护土护理,她叫痛;护士已相投成友,不忍塞进纱布弄痛她,以致新肉难生,久久才愈。
1929年3月,印度诗人泰戈尔第二次来中国,志摩招待他到自己上海的家里住。女主人小曼告诉我,为老人布置的房间很周到,虽是亭子间,地上铺了厚毯,放了大垫子作靠枕,还有熏香炉和青色炭盆,放了木炭,给他取暖,连墙上都挂了壁毯,完全是印度式的,使老人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亲切。可老人到晚上却要求睡在志摩的房间里。这样老人睡在中国式的卧室里,而小曼、志摩却睡在印度式的卧室里了。
—天,洵美同我一起去拜访泰戈尔,并和他们同桌吃饭,吃的中式自备菜。泰戈尔身材高大,灰白的大胡子散在胸前。他穿着灰色的大袍,一顶黑色平圆顶的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好像我看到过的大寺院中的老方丈的打扮。老人态度严肃慈祥。志摩、小曼殷勤地招待他,他们在文学上经常探讨,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谈话我不懂,觉得不是很流利。
[编者:父亲曾先后译过泰戈尔的三部著作:《两姐妹》、《家庭与世界》以及《四章书》。当时因国际关系问题,均没有出版。夏衍复出后,母亲曾命我们起草写信给夏衍,请他过问一下父亲遗作的出版问题。后来姐夫方平曾告诉母亲,他亲见夏公给上海译文出版社蒯斯曛先生的信,提出了出版父亲译作的具体意见。*终上海出版了父亲译的雪莱的《麦布女王》和拜伦的《青铜时代》,而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父亲译的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
初夏的**午饭前,悲鸿和郭有守同来我家,我们就留他们吃饭,有守太太在上海,要去陪她,故未留下,悲鸿则答允了。我们便添了些小菜,准备了汽水,佳肴飨客不在话下。此间有段空闲时候,悲鸿便提出要为我们画像。我们家里作画写字的工具有的是,所以马上叫洵美站着,悲鸿觉得洵美二手垂下不理想,就让他弯着左臂,掼了一件脱下的西装(洵美跟当时一般的文化人一样,夏天有夏天的料子制咸的服装,很少单穿了衬衫到外面去的),右臂半垂手中挟了支香烟,画的是大半身的素描画。这位画家真不差,不消多少时候,便将徊美的面部轮廓、特点、神态、风度用简单的线条都表达出来了。像画好后,在画的右下方写道:“庚午长夏写洵美弟——悲鸿。”
吃好饭喝好茶,悲鸿是不吸烟的,休息了片刻,他提出要为我画像。我不用化妆更衣,本来穿好一件乔其纱大黑花的旗袍。悲鸿怕我吃力,做模特儿是要有耐心的,所以叫我坐着,选了一只椅子、选了背景,当然不是靠着坐,画的时间比画**张长得多,大约是我们不太熟,抓不住我的特点。为了衣裳的花也费了时光。他甚至叫我休息了一会儿再坐着画。当然画不能像照片,尤其我的脸一笑便变了样。
悲鸿知道洵美想北上跟诸位新月股东讨论“新月”的事,临行时跟我们说:“你们没有出门旅行,这次可以先到南京、后到北京去旅行一下,我在南京家里等候你们,我可以为你们订下旅馆房间。”当场我们就同意了。
中国人民没有放弃中国,战争没有停止。日本人必然提心吊胆,怕空袭,所以来了个“灯火管制”。派人到一家家讲要用黑布做窗帘,黑布灯罩,要遮得夜里不露一丝亮光。一宅房子总要有好几扇窗子。家里哪有这些黑布?所以想了个办法:夜里,我们集中在两间房中,夜饭早些吃,孩子的事、回家作业等早些做好,到睡觉时才分开,用手电筒送孩子们上床。这样可以省去不少布,少花一笔钱。
有**夜里,小多生病了,忽然呕吐,保姆闻声醒来,急忙起身下床开灯,她们的床头靠窗子,不留心身子牵动了一下窗帘,当然露出一线亮光,只不过一、二秒钟的的时间,哪知我们弄堂里是有日本人巡查的,他发威的机会找到了,马上进园来打门。园子里有扇大门,只是用插销的,他很容易地弄开插销闯进来,直接拳打脚踢地敲打里面的门,嘴里还骂着人。我和洵美未睡着,听到如此响声,洵美说:“我去开门吧I”我说:“还是我女人家去好。”我便急忙下楼去打开门,日本人气冲冲地用中国话斥责一顿。我忍气吞声地告诉他,孩子生病呕吐了,照顾她不小心露了光,向他赔罪。他又大大地训了我一番,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
所谓光阴似箭,说得也太快了。度日如年又过慢了。平平而过,未免太容易了。怎么讲呢!洵美和我过的日子是穷而又烦躁的。生病!添孩子!弄得他脑子不得安静。古话说,窍而后工。可是他笔也懒得动了,日常无所事事,坐着抽烟,香烟抽到板烟,我们过的日子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其实他是一筹莫展、愁闷在心,才会这样子的。当时洵美写过一首诗(未发表),表现了苦闷的心情:
一个疑问
邵洵荚
我的中年的身体,却有老年的眼睛,
我已把世界上的一切完全识清,
我已懂得什么是物的本来,事有终始,
我已看穿了时光他计算的秘诀,
我知道云从何处飞来复向何处飞去,
我知道雨为什么要下又为什么要停止,
今天招展的花枝不便是昨天招展的花枝,
要寻昨天招展的花枝便得回复到昨天里,
我更知道人类原始的祖宗还是个人,
还有鸡比鸡蛋先生也是不变的定理,
可是我的知心的朋友请你们仔细静听,
我眼睛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
我始终想不明白现在这一个时局,
究竟是我的开始还是我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