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对教育领域的人侵,这种理论也试图用来解释教育的行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兴起创设了一个理想的理论氛围,而理性预期学派的思想又为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和心理学的释析。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是一个“经济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也要受到趋利避害的本能约束。作为一个“经济人”,它也是有“有限理性”的,它在把教育看作一种服务的同时���更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一种经济行为。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它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它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应该同时带来总体社会利益的增加。当然,必须承认,这一目的的实现,并不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自发地促进社会公益,而是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才实现了两者的统一。这从理论上解释了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利用市场机制对教育这一稀缺资源进行配置时表现出的对利润的追求。但这种追求绝不是它所追求的全部,它还会同时追求一种能给它带来长远利益的更**的需求,这就是办学时对社会利益的兼顾。无论这种意识是完全出于经营者的主观意识,还是周围环境的客观需求,反过来也都会为它带来效益。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所具有的“有限理性”使它在走进资本市场之前,面对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资本市场所具有的风险性,必须审时度势,不能以资本市场对教育的冲击为代价,造成对求学者、投资者、社会利益及其自身的伤害。这表面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更深层次上也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一理论为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所承载的风险首先设置了一层理性的屏障。
如果沿着这**派的理论线索进一步分析,理性预期学派的“规则*适宜”理论又确保了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将进入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减少到*低。在美国,对这种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所实施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不仅有来自于联邦、州、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也有来自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严格监管。尽管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进入资本市场通常被人们看成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经营行为,但对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双重监管,甚至还有来自投资者的第三重监管,都使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进入资本市场所引发的风险尽量降到*低。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是一个内外部关系日益复杂的过程。从价值取向来看,现代高等教育已经从古代的单一价值取向中走了出来,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从类型来看,现代高等教育已经包含了公立、私立、公私混合以及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古代高等教育的公益属性开始发生动摇;从功能来看,曾经被视为社会中“独立王国”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已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无论是那些带有某些高等教育特征或属性的古代中国的太学、国子监和古希腊的学园,抑或是诞生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所具有的超然物外、被称之为“象牙之塔”的一些特质,在今天的大学身上已踪迹难觅。虽说传统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客观上也或多或少地为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有意漠视,还是不由自主的无意忽视,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少关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是天然的,而是在高等教育结构日益优化、高等教育功能不断得到释放和大学职能由一元走向多元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有机统一的产物。一般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的直接结合是在高等学校第三职能即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出现之后,并且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于19世纪后期试行的新型办学模式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欧美绝大多数大学都将自己与尘世视为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对外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漠不关心。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一股强大的外在力量,在它的推动下,高等教育*终不得不进行各种样式的变革,如课程内容改革、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等。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相互推动发展。历史地看,西方高等教育的变革是比较清晰和显著的,在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的洗礼之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下,高等教育实现了结构与功能体系的全面革新,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得到了****的释放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