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
按照*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座实为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卑贱到底。
我的老家是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好的村落。我十来岁的时候村里有300多人,现在大概有500多人。除了两户杂姓��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会危害到这里。在1949年以前村民只要愿意干活总归会有一口饭吃。连1960年饿殍遍野的时代,我们村也没有一个人饿死。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头,人们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人们寻找一切可以下咽的东西充饥。我念小学的时候,常常跟小伙伴一起拿着糠粑边走边吃。长大一点之后,很羡慕公社大院供销社卫生院等等天堂里的人不用吃糠粑而能吃上白馒头。我17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件,人们当然羡慕我因为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摆脱了地狱,但*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甚至常常想回家乡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读作天堂。经过*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甚至是社会之外。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群体而纳入视野之中,很少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农民依然生活在屈辱和绝望的境遇之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也许仅够回家的路费。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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