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嵌理性主义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建立在科技知识相对于其他文化价值优先性的基础之上。现代技术被视作理性主义进步观之基础,置身于现代性运动的人们相信,科技进步可以促进道德完善,文明进步就体现为知识积累和技术发展,现代性意味着理论知识的认知合理性潜能转化为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合理性。
作为启蒙运动制造的主要语词,在历史演化中,“理性”被限制在技术理性的狭隘范畴。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维度及其作为具体形态的系统、科学技术和市场的难以**的扩张,使理性化社会日益呈现出一种**化趋势,从而造成了对启蒙本身的反叛。现代性及其所支撑的工业技术体系承载人类向着物质财富**冲刺,似乎给人类展现出一幅美好前景。然而,20世纪以后的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体系比以前暴露得更为赤裸,其负面后果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冒险的观念在法律实践者和工业专家组织道德世界的过程中变成了基本的……新近的现代世界…是可疑的,不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驶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引入了前人不必面对的危险。”现代性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反思与批判。
不难看出,作为对自然数学化、抽象化与实证化的处置,作为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日常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科学“设计”,技术理性与启蒙理性所提倡的争取人之自由与解放的人文精神已完全背离,它在扩大人的自由的同时也在吞噬人的自由,本身隐含着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冲突。技术理性崇尚物化原则,追求效益至上,把人变成了物、工具与机器,使人丧失了目的与价值追求,成为无根、无个性、无意义之人,正如Louis Du-mont所深刻指出的,“在现代性中不存在人类意义世界的秩序……这个世界全无价值,这个世界的价值是被人类的选择添加上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类人的(低于人类)世界,一个对象的世界,东西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