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树雄高大爷和我的电话情缘
现在打电话太方便了,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随时随地,想打就打。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就不一样了,那时候电话机只是机关单位才有,老百姓在家需要打电话时,都是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传呼站去。
我们胡同的电话传呼站离我家大约有200多米的距离,这是一户住家,主人从屋里的后墙上往外开了一个与街道相通放电话的小窗口,窗口上方钉着一块黄底红字的“公用电话”牌。看电话的是六十多岁高大爷。记得当时,往家里送一次电话大概是3分钱,到站上去往外打一次电话是5分钱。那些年,高大爷一共为我们家传送过多少次电话我也说不清了,但有两次却至今记忆犹新。
一次是1969年,我刚参加工作,单位在门头沟区城子水厂。那天快下班的时候,配水机房一台电机突然发生了故障。我们连夜抢修,一干就是六七个小时,等把机泵修好已经半夜12点了,这时我才想起给家里打电话。这么晚了,电话还给送吗?我忐忑不安地拨着传呼站的号码,铃声响过三下之后,话筒里传来略带沙哑的声音“喂?”“实在对不起,我是大喜胡同24号西院北屋的,劳驾您告诉家里,我加班太晚在厂里住了。”只听对面一句“都几点了,你早干什么去了?!”而后就是“嘟嘟”的一片忙音。放下电话我很后悔,传呼站不是明明写着“夜间谢绝送电话”吗。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乎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匆匆赶回家,刚进门母亲就埋怨“打电话怎么不早点儿,让人家那么大岁数半夜折腾一趟。”听罢,我一种自责与感动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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