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访谈、特稿、书评、随笔文章，约二十万字。

访谈&口述
顾彬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见到顾彬先生这天。他剐好完成了《中国戏曲史》。这是值得纪念的**，于是我们小酌了几杯。新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发表。顾彬每天都有采访，问他怕不怕说错话，他说不怕。
您的新书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个“二十世纪”的概念用的是陈平原、黄子平提出的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一个整体、打通现当代文学，还是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顾彬：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现代性的问题，到了三十年代之后，现代作家发现他们原来主张的个人主义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社会、**、个人的问题。他们觉得西方非常崇拜的“自我”，要实现起来很困难，于是他们想回到集体去。我给你举个例子，何其芳、臧克家在i十年代还是写了不少了不起的诗，都有“我们应该把自我埋葬”之类的说法。他们把个人的自我埋葬以后，参加了革命，l942年以后的何其芳一篇好作品都没有，他完全牺牲了自己的才能。以前人经常说因为政治的原因，中国的现代文学完了，但现在我觉得不应该老把原因归结在政治上，中国作家本身也有责任，但他们不敢面对他们的责任，特别喜欢怪别人、怪时代。1979年以后的文学发展又回到了现代性，这是没有异��的，但还是有不少作家在面对欧洲式的个人主义有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莫言、余华这批人回到了用章回方式去写小说。西方作家如果写小说，会集中写一个人的灵魂或者其他细节的东西，主人公不会很多，可能一两人就够，也可能主角根本不是人，比如一个有名的瑞士女作家专门写了关于一个苹果的书，然后把她妈妈的故事放进去，所以她的小说只有两个对象，一个是苹果，一个是妈妈。但如果换作是莫言的话，肯定会写几百个人。
陈平原、陈思和他们的书都是我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如果我们从革命的角度看，他们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概念有道理，因为不少作家在1949年以前就开始用他们以后也用的写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再把西方式的主人公放在某个故事的**，而是从社会、工人、农民来看问题，比如巴金的《沙丁》，主人公是工人；赵树理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小说在1949年前后有类似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平原和陈思和的态度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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