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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学府开新运再向儒林续逸篇
——记四川大学的儒学教育
舒大刚
（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儒藏》主编）
星辉井络，地雄巴蜀；
山川秀毓，西南美焕。
——萧公权《国立四川大学校歌》
四川大学是坐落在祖国大西南的一所高等学府。她植根于古老的巴蜀大地，熔铸儒学精神、巴蜀文化与近代西学于一炉。近代“蜀学”曾被学人视为晚清中国学术的**之一①，四川大学又是近代“蜀学”的策源地和学术**，研究四川大学学术史，对研究“蜀学”消长之迹，特别是探讨近代中‘国学术**之形成，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即欲对四川大学的经学教育与研究历史，作一回顾和探讨，以就正于博雅方家。
四川大学作为一所现代新型高校，迄今只有112年历史；但是作为具有丰厚文化底蕴、悠久办学历史的巴蜀**学府，四川大学的文脉和学运，又可以追溯至清康熙年间所建锦江书院（1704—1903）、光绪年间所建尊经书院（1875—1902）和晚清民国时期兴办的存古学堂（“国专”，1910--1931）。如果要追述其儒学教育、经学研究的传统，其远源更须从西汉时期文翁石室（约前143）讲起。盖因1902、1903年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与中西学堂合并，组建四川通省学堂（后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四川大学前身；而锦江书院又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文翁石室原址上重建，以传承文翁教泽、振起巴蜀学术为己任的地方学府。因此，锦江书院者，清代之“石室”也；文翁石室者，“川大”之前世也；而“川大”者，则又石室、锦江之现世也。兹欲述“川大”传经、弘儒之历史，自然不能舍文翁石室、锦江书院、尊经���院于不顾也!故本文所述四川大学的经学教育与研究，实兼其前世、近世与现世而言。
一、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播德馨：
“石室”时期
“文翁石室”为西汉景帝末年（约前143）蜀守文翁所创。历汉、唐、宋、元、明，相沿而不改，一直是蜀郡（或成都府、四川省城）的*高学府，为“蜀学”人才培养摇篮。“石室”历时1800余年从未间断，直到明末战乱，学校才被焚毁。在近两千年办学历程中，“文翁石室”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蜀学人士也为弘扬儒学、研究经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历考其事，盖有四端：
一日推行“儒化”，移风易俗。文翁为庐江（今属安徽）人，景帝末为蜀郡太守，当时“承秦之后，学校夷陵”，蜀中风俗犹“有蛮夷风”。文翁乃起学校于成都市中，遣张叔等18人诣博士，“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从此巴蜀士人欣欣向学，于是“蜀之学于京师者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华阳国志•蜀志》甚至称“蜀学比于齐鲁”，“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逐渐形成“蜀学”流派，蜚声于华夏学术之林。杜甫诗：“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苏轼《监试呈诸试官》：“至今天下士，微管几左衽。谓当千载后，石室祠高朕。”（《八哀诗》之三《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都对文翁的儒化教育给予高度评价。
二日肇开庠序，**全国。文翁兴学，是古代中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创举，开启了中国地方办教育的新篇章。“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汉书•文翁传》）。于是在**太学外，各地又形成了“郡国日学，县、道、邑、侯国日校，乡日庠，聚日序”的教育体制，大大促进了儒学在全国各地的传播。
三日推行《七经》，扩充经典。秦宓述文翁之事：“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②常璩亦谓：“（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③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何为“七经”？全祖望《经史问答》、杭士骏《经解》以“五经”加《论语》、《孝经》。征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知二氏之说可信。“文翁化蜀”用“七经”，于是形成**用“五经”，蜀郡用“七经”的局面，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兼通五经”（张衡）、“五经**”（许慎）、“遍习五经”（桓谭），蜀人通群经则称为“精通七经”（杨充）、“学孔子七经”（赵典）矣。
四日刊刻石碑，形成《十三经》。唐代盛行“五经”和“九经”概念，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后又形成《九经正义》（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周礼》、《仪礼》、《谷梁》、《公羊》），“九经”遂成为儒家经典总称，“开成石经”明明十二部（“九经”加《论语》《孝经》《尔雅》），却依然称为“石壁九经”①。在此背景下，“蜀学”人士又将儒家经典扩大到“十三经”。五代孟蜀毋昭裔、孙逢吉等人组织书刻的“蜀石经”，比“开成石经”多《孟子》，称《石室十三经》②，此后，《十三经》成为儒家经典的基本模式③。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在文翁石室所在的地方。明任浚谓：“若夫《石室十三经》，始自孟蜀。”④清沈廷芳《经解》：“‘五经’始汉武帝，‘七经，始汉文翁，‘九经’始唐郑覃，十一经，始唐刘孝孙，‘十三经，始蜀母昭裔、孙逢吉诸人云云。”⑤正此之谓也。 文翁创建“石室”，引进“七经”教育，使儒学教育从**太学下及于郡县庠序，也使儒家经典从“五经”扩大到“七经”。而在文翁石室刻竣并陈列的《石室十三经》，又使儒家经典从“九经”扩大到“十三经”，从而促成了儒家经典范式的*终形成。文翁石室的办学经历和经学的推广，不仅对巴蜀地区有移风易俗的作用，而且对儒家经典体系也具有开风气、成典范的巨大功能，这也许就是“文翁石室”这所千年学府对于儒学的重要贡献吧。
裴铡《题石室》：“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毡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文翁开创的地方教育事业，开启了后世蜀人推崇“儒化”、比肩齐鲁的志向，也树立了历代蜀学祖述和继承的典范。
二、石室云霞思古梦，锦江尊经读书声：
“书院”时期
“锦江书院”系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奉旨在文翁石室遗址上重建。名称虽易，实质未改，锦江书院仍然是“文翁石室”的延续。锦江书院在清代是四川省城*高学府，“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总督奎俊奉光绪朱批，将四川中西学堂与改制后的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共存在198年。锦江书院在其上升时期，主张“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成就远大，教绩突出。锦江书院一直居全川书院之首，规制崇宏，名师聚集，人才辈出。乾嘉时期“诗学汉魏，文学《左》《史》，皆极精微”（《清史列传》卷七一）的**文学家彭端淑，两长书院、二十载教席，“造士尤众”（《丹棱县志》）。“蜀中三才”之一李调元、清末四川**的状元骆成骧、“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吴虞、近代历史文献学家张森楷等，都出自锦江书院。进入晚清，书院背离“先经义”、“重行谊”办学宗旨，其教学乃以八股为主，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不脱考课与时学之窠臼。阮元、王先谦前后两刻清人经学著作而成《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收录390种、2830卷，蜀人著述竟无一种入选，历史上曾经**风骚的“蜀学”，于此疲软已极。
“尊经书院”由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兴办于光绪元年（1875），至二十八年（1902）与中西学堂合并组成四川通省学堂止，共存在28年。尊经书院的宗旨，盖欲力矫晚期锦江书院“空谈讲学”、“溺志词章”之陋习，而以“通经学古课蜀士”，欲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化民成俗，振兴蜀学”①。在教学方面，张之洞初拟设“经学、史学、经济、算学、词章为五门”，带有现代专科大学教育特色，由于师资缺乏、经费紧张而未果，故尊经书院教学主要以经、史、词章为主。张之洞以“两文达之学”相号召，指导书院学生熟读阮文达（元）辑刻之《皇清经解》和纪文达（昀）主撰之《四库全书总目》，注重目录之学和考据之学。张还特地编撰《蝤轩语》和《书目答问》，形成了“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自小学人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自经学人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自经学史学入辞章者其词章可观，自经学史学入政事者其经济成就远大”的**理念。既而湘学大师王闽运两次入蜀执讲，前后七八年，“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操感士子，且以言论议论贬当世”，于是大开风气，蜀士“欣欣向学”，大有文翁教存、石室重光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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