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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格兰瑟姆小镇:1925-1943年
从我记事时起,**个清晰的记忆就是小镇的交通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被放在一个婴儿车里推着,穿过小镇到公园里去。路上我肯定感受到了格兰瑟姆小镇的喧闹和繁忙,那些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场景是���种令人激动和兴奋的颜色、车辆、人流以及巨大的嘈杂声的混和感受——然而,说来也许有些荒谬,这*早的记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记忆。这是我**置身于外部世界,所以我肯定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至于那些不太清楚的记忆,我们中大多数人在回忆童年岁月时可能都会有某种朦胧的感觉。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朦胧感觉:阳光穿过菩提树叶子的间隙照进我家的客厅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是在店里干活的某个人总是在我的身边,不时地过来抱抱我,或者给我一块糖果来哄我安静下来。家里人常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政敌们恐怕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可并没有降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里。
罗伯茨家族连续四代都在北安普敦郡做鞋匠,这个地区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制鞋业**。我的父亲原本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他继续上学。辍学后,他又到昂德尔去打工,那是一所相当好的公学(也就是私立学校)。多年之后,当我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埃里克·赫弗——一位来自左翼工党的下院议员,也是经常与我争论的老对手——为了拉拢工人**,说他父亲曾经在昂德尔学校当过木匠。但是,当我说到我的父亲曾在那个学校的食品糖果店里工作过时,一下子就驳得他哑口无言了。
我的父亲换过很多工作,但我想大多数可能都是在食品杂货店里打工。直到1913年,他才在格兰瑟姆当上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后来他还常常说起那时的事情。当时他一周只能挣到十四先令,其中十二先令要用来支付食宿费用,另外要攒下一先令,直到那时,他才有剩下的那一先令零花钱。一年之后,**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至少六次报名参军,但是每次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未能如愿。但他的弟弟爱德华却参了军,1917年,他在萨洛尼卡服役时阵亡了。在英国,很少有家庭没有蒙受这种丧失亲人的痛苦。战后,全英国都会在荣军纪念日那天举行庄严而盛大的纪念活动。
来到格兰瑟姆四年之后,我父亲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里认识了我的母亲比阿特里斯·埃塞尔·斯蒂芬森。她是一个裁缝,自己开了一个小店。1917年5月,他们在相识的那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1921年,我的姐姐穆里尔出生了。
我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到1919年的时候,他们就通过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盘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并在这间店面的楼上安了家。1923年,我父亲在亨廷塔尔路上开了第二间店面——这间店面就在我后来就读的小学的对面。1925年10月13日,我就出生在北帕拉德那间店面的楼上。
同年,我父亲又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生意,他把与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临的两栋房子买了下来。我们家的店面和房屋坐落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而那条铁路干线——格兰瑟姆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距我家也只有一百码之遥。当“苏格兰飞人”呼啸而过时,我们还能趁机来给我们家的时钟对一对时间呢!当时,我*为遗憾的是我们家没有自己的花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父亲才在北帕拉德更远一些的地方买了一套带一个长条形花园的房子,这可是我们全家企盼了好几年的事啊。
“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可不是用这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可是独具特色。首先一点,你**到晚都在上班。不管是在夜里的任何时间,还是在**,只要人们的咸肉、糖、黄油或是鸡蛋吃完了,他们就会来敲你的门。我们家人都清楚,我们是靠为顾客提供服务来谋生的,所以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为此抱怨。当然,除了这些临时来买东西的顾客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经常性的老顾客。对于这些经常性的顾客,父亲或者伙计们——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店里雇有三个伙计,在亨廷塔尔路的店里也雇有伙计——通常会主动上门去取他们的订货单。有的时候我母亲也会去,这时她就可能会带着穆里尔和我一起去,这样,我和姐姐就认识了镇上的许多人。
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不可能关了店面全家外出去度长假,但通常我们会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斯凯格内斯去度假。但是,父亲和母亲的度假时间必须要错开。父亲每年外出去度一周假,他会到斯凯格内斯去参加他*喜欢的保龄球锦标赛。与其他的生活方式相比,这种“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让孩子们能够更多地见到父母。无论是吃早饭和午饭时,还是喝下午茶或者吃晚饭时,我都能见到父亲。与其他的家庭相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交谈,我对此一直心存感激。
我父亲是个经营杂货店的专家。他总是努力购进质量*好的货品,而商店本身的布置也能说明这一点。柜台的后面是三排精致的用桃花心木做成的盛调味料的柜橱,上面的铜质把手闪闪发亮。柜橱上面放着大个儿的黑漆茶罐。有时候,我分到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茶叶、糖或者饼干从大袋子里或者盒子里取出来并分装成重量为一磅或两磅的小袋。我家有一间凉爽的后房,我们都叫它“老面包房”,那里挂着一排排的咸肉,这些肉都要剔骨并切成薄片。所以,整个家里都能闻到香料、咖啡和熏火腿的诱人香味。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周边地区还是一个不担任神职的传教士。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传教士,他的布道包含很多知识性的内容。但是,当有**我问他为什么在这些场合要用一种“布道的语调”时,他竟然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在安排卫理公会的事务或者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卫理公会教展开的。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全家都要去教堂做早礼拜。但是在此之前,我还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要去主日学校。后来,大约从十二岁时起,我就为唱赞美诗的小孩子们进行钢琴伴奏了。那时,我的父母通常还会去教堂做周日的晚礼拜。
我发现这种活动太多了也不好,我记得有几次也曾想法逃避。但是,当我对父亲说我也想像朋友们那样可以不去教堂而是出去散散步的时候,父亲就会回答说:“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事实上,这是他的口头禅之——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或者有时当我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就会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正如我的父亲那样,这种观点也支撑着我。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有其温柔的一面,这可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穷人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是那些先前因勤奋工作而小有积蓄,并且赢得了一定尊敬和声誉的人家,生活也过得不那么轻松。他们就好像生活在刀刃上一样,总在担心一旦出现什么变故,或者在节俭和勤奋的标准上稍有松懈,就可能会背上债务负担并陷入贫困。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常常使那些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也缺少宽容。记得我父亲曾与一位教友讨论起一位朋友的“不肖之子”。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自己也变得身无分文,带着年纪尚幼的孩子来到了父母的家门口。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明礁那个儿子是个不肖之子,并且永远也不会变好了,应该把他赶出家门。而我父亲的回答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不应当这样,儿子永远是儿子,当他回到家里时,理应得到家人全部的爱和温暖。不管发生什么事,人总得有家可归才行。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坚持原则的人——我母亲也这样说:“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认为在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不能让其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在当镇议员以及后来当市议员时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当时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应当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都是不开放的。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在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小镇附近的驻军既有地方可去,同时又不打搅那些想在安息日里安静一点并能去做祷告的人们。同时,他极力反对(尽管*后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让人们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主张应当把星期天留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同时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没有被他说服,但即使作为一个女孩,我也能够体会到这些限制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赞赏父亲的做法,父亲是个有高度原则性的人,但在具体的环境下还是能够在这件事上做出很大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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