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东北现代中篇小说论
中国的中篇小说显然是难产的。它孕育在中国古文化的母体中千余年,似乎十分挑剔地选择了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20世纪20年代五四时期,在新文学运动的催生下呱呱坠地。现代的东北中篇小说从此开端之日起,便从容而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以其多元艺术和缤纷的风姿,重现着黑土地之子一幕幕悲壮、慷慨的时代活剧,演奏着其神圣、庄严且雄强、犷悍的生命交响曲。
一、蛮荒土地上的收获
1.艰难的起步
以五四小说为发端,中国现代小说揭开了迥异于古代文学的新文学帷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毋庸置疑,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中篇小说,在这一小说现代化进程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任何一个地区艺术文体的生成,都有其独特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将关内外现代中篇小说发展历程做一番阶段的历时性比较,我们也许会形成一种更为深刻完整的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历史发展观。
关内的现代中篇小说酝酿于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从事政治与社会改良的同时,又开始了对“新小说”的倡导与实践。此间,文坛对西方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与其交相呼应,形成潮流。1902年,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①为己任的《新小说》杂志的创刊,以及随后“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亮起了中国小说的世纪之旗,标示了其现代化进程的新起点。
如果说,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学发展长河中,诗词文体始终占据着文坛的正统地位,那么,在中国近代的**个启蒙主义时期,小说便堂而皇之地进人了文学之宫的主殿。随着时代的发展,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同时而现的政治、谴责、言情等各类小说,虽为近代文学的尾声,亦几成雄势,给现代小说以重大的启迪。与此同时,近代中篇小说开始了对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借鉴。林纾等人的译介,为晚清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开通道路的作用。而苏曼殊、包天笑、徐枕亚、吴双热等人的创作小说,则在形式结构上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探索。
从上述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篇小说中的启蒙主义思想、反帝反封建主题、白话叙述的语言文体以及通俗、大众、自由化的发展走向,为五四时期中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另一角度说,近代文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和培养了一批现代中篇小说的先驱者,现代中篇小说的开创者鲁迅,便是在近代文学与文化的熏染中卓然而立的**代现代中篇小说大家。
现在,让我们收缩视野,把批评的镜头聚焦在犹如一只翘首报晓的金鸡的中国版图的鸡头。在这片黑土地上,近代的东北文学虽然呈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征,形式也繁富多姿,但在体裁上却是以诗词、子弟书等为主,小说作品极为罕见。如若再向前探寻,小说在东北地区���产生与发展是极晚的,清以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和小说家。至清以后,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表达了比较完整的小说观,是东北小说理论的滥觞。而佟世恩的《耳书》,可视为东北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短篇小说集被《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为“皆记其所闻见荒怪之事,分人、物、神、异四部”,对东北人民的现实生活有较真切的反映。此外,很多学者将《红楼梦》列归东北文学之中①,由此,便使东北小说历史陡然有了*为辉煌的一页。
通过上述历史的论列,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关内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在近代与现代之间,鲜明地呈现出一种顺乎情理的连接性和必然性。而在东北这一区域内,前瞻五四前的中篇小说园地,却是一片极其荒苍、野茫的地带。这种历史发展态势,决定了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几乎丧失了其自身的近代承续性。在这巨大的小说发展的断层面前,东北现代中篇小说的兴起与繁荣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得知,五四时期的东北中篇小说,是吸吮着关内新文学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它又与民族文学融为一体,鲜明地和较多地体现出古典小说的审美特征和叙述方式。因此又可以认定,东北小说在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跳跃性。
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由此,酝酿已久的中国中篇小说的历史形成期得以结束,其现代文体得以确立; 《阿Q正传》成为“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和“*好范本”②。
随着创作界中篇小说文体的自觉生成,继《阿Q正传》之后,现代中篇小说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的形态呈时起时伏之状。与鲁迅有同乡之谊的许钦文,是此时惹人瞩目的中篇小说作家。他此时创作的《西湖之月》(1927年)、《赵先生底烦恼》(1926年)、 《鼻涕阿二》(1927年)等,既有对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悲剧命运的展示,又有对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心态变异的描画,还有对神秘爱情主义的探寻与解读。尤其是后者,鲜明地带有鲁迅《阿Q正传》的印迹,对封建家族中女性地位的必然逻辑发展的过程,做了深刻的揭示,具有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与其相同的是,王任叔的中篇《阿贵流浪记》亦明显地透露出鲁迅《阿Q正传》的影响,鲁迅在现代中篇小说始创期的地位及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此外,郭沫若的《落叶》、倪贻德的《残夜》、王以仁的《孤雁》、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等等,以不同的内容和风格,表现着五四时期的时代色彩,成为此时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中篇小说在经过了20年代初的始创期之后,于1925年后形成了虽逊于短篇但却胜于长篇的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发展高潮,这确是有目共睹的史实。
但是,此时的东北地区的中篇小说园地,与相对较为繁荣的短篇和长篇小说相比,令人感到丝丝的冷清与萧条。翻检当时的报刊,可以让人一读的仅有邢塞秋的《沙鸥》(未完)、穆儒丐的《笑里啼痕录》和《毒蛇樽》、小天的《春之微笑》和《灵华的傲放》、汪楚翘的《恶果》、一片的《过去的生涯》(未完)等。其中《笑里啼痕录》发表于1919年,也许可以称其为现代中国*早的中篇小说之一; 《灵华的傲放》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中篇小说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不容忽视的地位;而《春之微笑》则应视其为*早的中国现代梦幻主义中篇小说。这无疑展示了这样的文学史实,即东北现代中篇小说虽然起步较晚,作品不多,却特色较为鲜明,且又有独领风气之先而应名留史册之作。
2.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问题小说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坦言:“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①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这种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启蒙小说的*基本特征,便是它还并非是以建构不同于旧文学的新文学为*高目的,而是从政治的和非文化、非审美的角度出发,以图民族强盛为目标。实际上,它是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②而存在的。由此便决定了五四时期以“写实小说”为主体的新文学,*初是以“问题小说”的形态出现的。从1918年至1921年间,鲁迅的《狂人13记》及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庄鸿的姊妹》等等,组成了初期“问题小说”的宏观阵势。五四时期的东北中篇小说,显然带有关内这种问题小说的特征。
发表于1923年的《恶果》,应当归于此类小说中。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黄彩,是一个出生于“累世农人”家庭的青年学生,头脑中当然也染有些那个时代的思想与观念,但“贪财重利的黄家”还是为他娶了当地首富的千金小姐韦撷英。且不说那“金碧辉煌,霞采夺目”的“几十担奁物”让人“看得眼睛发红”,单论婚后韦家为使女儿免遭务农之苦而赠送“女婿和女儿八十亩地”,使韦女士在黄家地位顿时提高,便令人羡慕不已。然而,这婚姻的基础着实是脆弱了些。黄彩有这样的自白: “假使韦女士没有如此丰厚的财产,和她那样**的家世,也决不能使我这样的为她颠倒。”而韦府将女儿“当作货物”的行为,也无疑为这起婚姻的悲剧结局种下祸根。婚后不久,黄彩赴京求学,时隔不日,便移情他爱,并对其妻施以精神折磨,韦女士终因感到无法忍受而服药自尽。
与当时其他擅写相同题材的关内小说名家相比较,如果说罗家伦在作品中叙说了青年“有爱情而不得爱”和“强不爱以为爱”的苦痛,叶绍钧在作品中主张“不要把女子当作笼子里的画眉”, “也不要把女子当成主宰男子的‘超人’”,那么,汪楚翘则从女性的价值与社会地位出发,以韦女士*终吞食了其父种下的“恶果”的事实,论列了“用**粉饰的恋爱,无论多么缠绵悱侧,穷其极不过造成战台上的虚伪爱情”的人生道理。
从这一意义层面再探究下去,我们不难感知, 《恶果》的作者是通过对这一时代特有的民众生命形态的挖掘与剖解,呼唤着社会的“做人”意识和人的尊严的复归。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小说家执意描写知识者在经济压迫下的“自我”及其丧失。这里,既有“没有钱的人,简直是不该做人”的愤激,又有“这**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且看我来蹂躏你”的悲怆,还有对“赖账”、 “乞食”等知识者异化沉沦行为的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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