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完成这部著作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军事历史的由衷热爱。古今士子对于议论兵戎之事多有浓厚的兴趣，正如李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我早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曾听过宁可先生讲授的《中国历史的地理环境》一课，老师纵论古今形势之演进，屡出妙语灼见，满堂学子为之倾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毕业任教以后，有幸分配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接受宁可先生的专业指导，后又在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耳提面命，获益良多。先生曾**阅读英国学者麦金德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并指出可以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立和南北对峙局面来研究军事枢纽问题。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我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拟为《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遂奠定了探讨此项课题的决心。由于《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这一题目所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夏商以来至明清垂垂四千余年，所涉及的军事重镇不可胜数，以个人渺渺之身来对它们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庄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另外，现代学者亦对于历代兵家要地多有论述，如何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取得创新和突破，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在动手写作之

郑州在三代战争中的枢纽地位
郑州古称“管”、“管城”，《史记正义•周本纪》引《括地志》日：“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元和郡县图志》卷8《河南道四》郑州条载：“管城县，本周时管叔之国，自汉至隋皆为中牟县，隋开皇十六年，于此置管城县，属管州。大业二年改管州为郑州，县��属焉。”“管”在先秦亦称为“关”，受封于该地的管叔也叫做“关叔”，见《墨子•公孟篇》：“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毕沅《校正》：“‘关’即‘管’字假音。……《左》僖三十二年《传》云‘掌北门之管’，即关也。”在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里，该地的名称“管”又写作“阑”。①邹衡先生通过考证认为：“郑州在成汤未伐韦以前，本名韦，成汤占据韦以后，筑了今郑州商城，加了‘邑’，或叫都。但同时又改称‘毫’了，因此又叫‘部薄（毫）’。”②我国文明发展的*初阶段——夏、商、西周三代，各民族集团间的战争在规模、范围、次数、手段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从地理角度来考察，这个时代的战争特点之一，就是逐渐形成了近代军事地理学所谓的“枢纽地区”，即位于交通冲要的兵家必争之地。韦、阑、管所在的今河南郑州地区引起了军队统帅们的瞩目，三代建国的君主都曾调兵遣将至此激战，或在那里设置重兵驻防，其中原因何在？
下面试作分析：
一 “甘”地与夏初军事冲突的地理背景
据考古发掘证明，郑州地区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大河村、牛寨、二里岗等原始村落遗址。至龙山文化——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中原各部落集团间的战争愈演愈烈，传说中的西方部族首领黄帝率众东进时，也在这一带长期活动过；黄帝号“有熊氏”，曾“居有熊”，①《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后世所称的“轩辕之丘”也在那里。古籍中记载黄帝所临的大隗、具茨之山，亦在与郑州相邻的密县。②后来，当地又成为祝融氏的住地。见《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虚也。”夏朝建国之际，初王天下的禹、启率领族众与有扈氏在郑州附近的甘多次激战，史载：
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
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④
《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
夏后伯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⑥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⑦
一度成为夏族劲敌的有扈氏是东夷集团中“九扈”的分支，住地在郑州以北的原武。⑧夏末、商初该地称“顾”、“雇”，周代称“扈”，杜预注《春秋•庄公三十二年》“盟于扈”条日：“扈，郑地，在荥阳卷县西北。”即今河南原武县西北，尚有扈亭之名。夏族与有扈氏屡次激战的地点“甘”，旧说在陕西户县境内，④近世学者多言其谬。郑杰祥先生经考证后指出：“夏与有扈‘大战于甘’的甘地，据文献记载或当时形势，既不应在陕西户县县境，也不应在洛阳市西南，而实在今郑州市以西的古荥甘之泽和甘水沿岸。”②此说颇获史学界赞同。
为什么甘地在此时成为兵戈屡动的战场呢？这与当时的政治格局以及郑州地区在战略地位上的价值有密切联系。夏朝建立前夕，即将跨人文明时代大门的中国，在政治上逐渐出现了东西对立的地理格局。当时经济发达、文化先进、人口密集的是东亚大陆的中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它又以太行山脉和豫西山地丘陵的东端为界，分为西方、东方两大区域，即后来周人所谓的“西土”、“东土”，⑧代表着黄土高原丘陵和华北大平原。国内*为强大的两股政治、军事力量，就是发祥、活动于西方的华夏民族集团和东方的东夷集团，前者以黄帝、炎帝为祖，夏族、周族同是其后系；后者的代表有太吴氏、少吴氏、蚩尤等部族，商族是其衍生的分支。而南方、中原以西以北地区经济落后，人烟**，因此当地民族戎狄、苗蛮的实力较为薄弱，无法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夏朝建立到西周灭亡的千余年内，华夏、东夷两大民族集团的角逐和融合，始终是我国政治斗争的主流。这一趋势表现在地域上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冲突，夏、商、西周三代的统治民族，都是在这两个民族集团的相互征战中更替产生的，胜者君临天下，败者俯首称臣。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华夏、东夷集团共同组成了前**的联合体——酋邦（cheifdom），先后推举了尧、舜、禹为*高首脑一“帝”。④双方的其他部族酋长如皋陶、伯益、契、弃等同在其手下担任各种官职。禹当政时，其部族已成为华夏集团中*强大的一支，夏族的发祥地是在晋南的“夏墟”，⑤从它势力扩张的过程来看，是先由晋南渡过黄河，到达豫西，逐步控制了伊洛平原和嵩山附近的丘陵台地，并将原来设在安邑、平阳的都城迁到黄河以南、临近东方的阳城、阳翟。①由于势力增强和私有制观念的影响，禹想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但这一举动不能不顾忌其他民族首领的反对。当时实力较盛、对夏族领导地位威胁*大的，是东夷集团中以伯益为首领的少昊氏部族。《汉书》卷28下《地理志》载：“秦之先日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畜草木鸟兽，赐姓赢氏，历夏、殷为诸侯。”韦昭注《国语•郑语》日：“伯翳，舜虞官，少昊之后伯益也。”其故居“少吴之墟”在鲁西南平原、今山东曲阜一带。②伯益的族众强盛，在禹死后几乎代启为天子，启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终确立夏朝统治的。
夏族若想取得君临万邦的领导地位，必须战胜活动在豫兖徐平原（古豫、兖、徐三州交界处，今豫东、鲁西南、苏北平原）与河内（今豫北、冀南平原）的东夷各族，可是从夏族居住的豫西向上述两地进军，势必要经过郑州地区，那里正处于中原的核心，处在西方、东方两大区域交界的边缘。该地南通陈、蔡，北临黄河延津渡口，西对天险雄关——虎牢，东边则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为四通五达之衢，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人称其“阃域中夏，道里辐辏”；③“雄峙**，控制险要”；④是联系东西、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夏族在控制豫西以后，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打败东夷各族，将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东方。而从嵩高地区出兵，无论是北渡济水、黄河，进入河内；或是东出豫兖徐平原，盘踞在郑州以北的有扈氏部族都是其首要障碍，威胁和阻挡着夏族向东方的进军。对禹、启来说，惟有消灭这只拦路虎，占领郑州地区这个十字路口，征服东夷的军事行动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其次，从地貌上分析，秦岭自陕西南部伸入河南，逐渐显出余脉的特点，一方面高度降低，山势变缓；另一方面分成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数支山脉，呈扫帚状展开、解体，至今京广铁路境内沿线以西消失。黄土台地丘陵和豫东平原的分野明显，呈阶梯状。郑州处在黄淮平原的西端，附近地势平坦，利于兵车列阵驰骋。夏朝至春秋时期，奴隶制**军队的主体是**甲士充当的车兵，马拉双轮战车是其重要装备，而骑兵尚未出现，步兵——徒卒多由庶民、奴隶充当，隶属于车兵；作战时组成小方阵，簇拥着战车前进，在会战中不起决定作用。杨泓先生曾谈到：“这些徒兵装备简陋，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为奴隶主卖命，所以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靠奴隶主**之问的车战。当一方的战车被击溃以后，真正的战争就结束了。”①
夏朝的车战在历史上不乏记载，如《尚书•甘誓》写甘之战前，夏启誓日：“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司马法。天子之义》日：“戎车，夏后氏日钩车，先正也。殷日寅车，先疾也。周日元戎，先良也。”《释名．释车》：“钩车以行为阵，钩股曲直有正，夏所制也。”夏朝末年成汤伐桀，即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②为先锋。三代的兵车庞大笨重，作战时又要排开阵形，列成横队冲击，因此战场必须在空旷平坦的原野上；遇到山林、沼泽等复杂地形，战车就行动不便，难以发挥出威力。如兵家所言：“步兵利险，车骑利平地。”③郑州地区不仅处于交通冲要的位置，而且临近的自然地形条件也适于战车部队的运动、列阵和冲杀，所以被夏族和有扈氏这攻守两方选择为战场，多次展开殊死的搏杀。
夏禹在对有扈氏用兵以前，先从豫西南下，打败了三苗（有苗）。④《战国策．魏策二》载：“合仇国以伐婚姻，臣为之苦矣。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兴；禹攻三苗，则东夷之民不起。”反映了东夷与三苗通婚，而与夏族相仇，所以拒绝发兵从禹出征。而禹在进攻劲敌东夷之前，先征服其姻国有苗，解除了南翼的威胁，也削弱了敌方集团的力量。经过禹、启父子两代的反复用兵，终于在甘地击败了有扈氏，将其全族罚为“牧竖”，并打开了进军东方的大门。甘之战是夏王朝的奠基礼，《史记》卷2《夏本纪》载启“灭有扈氏，天下咸服”。届此取得了中原各族***的地位和权力。
……

导言
一 兵学中的“衢地”——枢纽区域
二 我国古代战争的地域分类和锁钥地点
三 对内地战略枢纽形成原因的分析
四 战略枢纽与首都及基本经济区的关系
五 我国古代枢纽区域地位价值的演变
郑州在三代战争中的枢纽地位
一 “甘”地与夏初军事冲突的地理背景
二 “韦”地对商汤灭夏作战方略的影响
三 “阑（管）邑”与武王伐纣的战略部署
四 周初洛邑的兴建与枢纽区域的西移
三代中国的经济区划、政治格局与**防御战略
一 东亚大陆在三代时期的地理形势
二 从地理角度来看三代建立、巩固**的战略活动
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郑
一 诸侯争郑的历史演变
二 诸侯争郑的原因
三 郑国对盟主承担的义务
四 列强为争夺、控制郑国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五 春秋后期争郑战事的沉寂
春秋地理形势与列强争夺中原地带的战略
一 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
二 春秋战争之地域分析
三 从地理角度所见列强争夺中原地带的战略
四 余论
魏在战国前期的地理特征与作战方略
一 三家分晋后的魏国疆域及其主要特征
二 从战国前期魏之用兵方向和次序分析其地缘战略
三 从地理角度分析魏国的战略失误
战国中叶秦、齐、楚诸强对“天下之枢”——韩魏的争夺
一 韩魏两国的枢纽地位和战略价值
二 列强争夺韩、魏的政治、外交斗争
三 从地理角度分析齐、秦、楚国的进攻战略
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
一 战国中叶的地理形势与函谷关、豫西通道的重要军事价值
二 范雎献“远交近攻”之策以前，秦在豫西通道沿线的作战方略
三 战国后期秦军主攻目标的改变与进兵路线之转移
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
一 敖仓出现的历史背景
二 敖仓对关中、山东势力军事影响之异同
三 东汉敖仓军事意义的削弱
四 敖仓在魏晋南北朝废置的原因
合肥与曹魏的御吴战争
一 孙吴在合肥——寿春方向的历次进攻战役
二 合肥在军事上备受重视的原因
三 曹魏防守合肥的兵力部署与战略之演变
孙吴的抗魏重镇濡须和东关
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
蜀国在汉中的兵力部署与对魏战略之演变
东晋南朝战争中的寿春
河东与两魏周齐的战争
北朝至唐中叶的河阳三城
隋末唐初战争中东都洛阳的防御部署
蒙古灭宁之役中的襄阳
附一 三代的城市经济与防御战争
附二 战国秦汉的“陷陈”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