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像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的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些劣迹昭著的��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死的),就一律归人《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不同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人说,像陈子龙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或朱明,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这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的了。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使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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