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治学之道”的缘由
2000年1月,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教育管理研究》。论文集里的文章,都是已经发表过的。一般说来,销路有限,无利可图,出版社是不愿出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个出版社不想赚钱?出乎我的意料,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过我出示的目录后,即决定出版。他们表示,即使亏本,也在所不惜,且一印就是4 000册。当时我担心销不出去,辜负了出版社的一片好意,便索取了一部分征订单,寄给同行朋友。2001年春,我问出版社还有多少存书,答日:已基本上售完。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出版社为什么这么痛快同意出版?原来我那本集子里有不少学术争鸣文章,特别是对教育方针、校长负责制、非智力因素和素质教育等问题的争鸣,在教育理论界有一定影响。文章公开评论了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原**教委副主任柳斌、北京师大**教授顾明远、上海师大教授燕国材等人的文章或学术见解,张、顾、燕也写了反批评文章(附录于书中)。出版社认为,这样的书不会没有人买。
论文集出版后仅两个月,《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作了报道,标题是:《萧宗六“质疑教育”出了书》。报道说:“*近,被称做‘质疑专家’的萧宗六教授,将自己几十年质疑教育的争鸣文章结集成《教育管理研究》,交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大概是见到这则报道,有些读者来信或来电询问购书的有关事宜,有的则询问那些争鸣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不可能一一回信,也不可能在信中把问题说清楚。此事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读者提出的问题是治学问题,即怎么做学问的问题。如果把有些争鸣文章的写作动机、写作过程写出来,对青年校长怎么做学问也许有点儿启发作用。我忽然想到一个题目:我的治学之道。我设想,把我的读书、写作、质疑、求教、学术活动等写成系列文章,分为若干小题,每篇一两千字(只谈一个问题);把当时的原始想法,如实地和盘托出,读者也许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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