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及至民国前期的中国学术,如果抛开汉学宋学之争及新旧学之争的成见,仅就留誉于中国学术史而有大师之称的学者而言,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首当其冲;如果分别学科而言,那么,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内,可谓大家辈出,名垂青史。而学思独运、称为“一世之雄”的天才学者刘咸炘,则以其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堪称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
刘咸炘先生(1896-1932),字鉴泉,四川双流人,自幼聪颖好学,弱冠即有著述,青年而为塾师,与友人蒙文通先生等在成都共创敬业学院,任哲学系主任,后聘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终生不离教席,而潜心于国学研究,登堂入室,达到国学研究的极高境地。
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来源大致有三:一曰槐轩(刘沅),一曰实斋(章学诚),一曰西学(要在西方哲学思想),而以国学为内核,以西学为参较,纵横发挥,相得益彰。其治学方法论,则**新宗,曰:执两用中,故以“多算一筹”[②],而“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③]其治学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所谓“史学”,其旨趣在于:“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仅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