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种文化环境培育每一种类型的文化群体,文化
人类学观点认为,一种文化类型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类型,关键在于各自所代
表的文化族群独有的行为规则、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的不同。行为规范属
于广义文化的行为文化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属于狭义文化的心态文化层
,它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主要
涉及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即专注于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关汉卿虽
然处在一个蒙古**的强暴的统治之下,统治者发生了变化,但传统封建的
社会制度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就关汉卿本人来讲,无论是在哪个
朝代他都会把“士子才人”的真实性格****地显露出来,并呈现出与众
不同的品性特征:
(一)远离官场,深入下层生活的“平民”意识
《录鬼簿》所载五十六位戏剧家事迹,无一人于正史有传,其中说关汉
卿号已斋叟,曾任太医院尹。他任职太医院,不管怎么说,太医院尹之职决
无参政决策的资格,像关汉卿这种旷世之才,自然也不会将这种职务看得太
重,更不会对统治集团唯唯诺诺,歌功颂德。他不把精力贯注于求仕之上,
他那绝代才情,总会寻找一个宣泄渠道,、绝不会白白埋没掉。与下层艺人
们的往来,使其感受到了下层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平民意识
。于是,关氏借助于元曲的艺术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成为下层平民的
“代言人”,并使元曲获得了自己的魂魄。具体表现如下:
**,传统文化中,许多大作家如屈原、曹操、陶渊明、李白、杜甫、
柳永、苏轼、王安石、辛弃疾等,他们的作品中虽然也刻画了下层人形象,
但作品中的主体人物、**形象仍然是作者自己,即作者基本是作为一个叙
述者或抒情者来表达对下层人的怜悯与同情。叙述与被叙述者之间毕竟还有
某种距离。杜甫、白居易堪称人民诗人,但他们反映下层百姓的疾苦,主要
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①。白居易认为诗歌的
社会功用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关汉卿创作的杂剧虽然也寄寓了作者
本人的情感或是经历,但杂剧实现了由叙述体向代言体的根本转型,因此笔
下的平民形象已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或**人物。《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望江亭》中的谭记儿、《窦娥冤》
中的窦娥、《诈妮子》中的燕燕、《金线池》中的杜蕊娘、《谢天香》中的
谢天香等等,她们的言行都鲜活地出现在舞台上,印记在观众的脑海里,是
现实生活中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关汉卿将他们刻划得真实、生动
,让她们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符合人物的真实性格与生活实
际。所以说关汉卿是真正了解和理解下层人的真实生活,即形化民间了。
第二,传统文学中所描写的下层人形象,基本上都是被动地接受悲惨的
命运的安排,《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虽以死来反抗压迫,但毕竟软弱无力
,消极被动,杜甫《兵车行》中说:“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正说明
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下层人形象缺少一种积极的反抗精神和行为。而关汉卿
笔下的窦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临刑前呼天抢地,发下三桩誓愿,以弱
小的生命向黑暗的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燕燕被纨绔子弟小千户欺骗失身
后,怒不可遏,在小千户和**小姐莺莺的婚宴上,当着众人,大骂新郎新
娘是“铁扫星”、“绝子嗣”、“灭门绝户”,狂野的反抗性格****地
表现出来。谭记儿在自己爱情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也敢乔装打扮与杨衙内
进行“以色诱骗”的斗争,骗取了‘‘势剑**”,获得了胜利。这些人物
的身上都有一股来自下层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在以往的文学作品当中
是没有的。所以说关汉卿的内心深处是关心下层人并愿意与之站在一起同甘
共苦的,表现了“士子才人”的平民意识。
第三,传统文学中常常以表现“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三不朽大事
为主,即使表现爱情,也必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逾越礼教之
雷池;讲究“门当户对,彬彬有礼”,不能降高雅至低俗。在关汉卿的笔下
,传统的爱情、婚姻观念具有新的、进步的平民意识,在《玉镜台》中描写
了温峤作为一个文人除了功名利禄以外,还有七情六欲,人的*基本的原始
属性,具有普通个体生命*基本层次的生存状态及其心理。戏剧中对乔温“
欲之真”“老夫少妇”的描写就是作者平民化观念的凸现,从戏剧演出的角
度讲,也拉近了与平民观众的现实距离和心理距离。《望江亭》中描写谭记
儿“寡妇再嫁”,《诈妮子》中描写身为婢女的燕燕敢于向富贵高门挑战,
追求自己的婚姻爱情;《拜月亭》中尚书女儿王瑞兰在患难中与书生蒋世隆
结识,并敢于冲破门第观念与之喜结良缘。这种对女性的尊重、对新型爱情
、婚姻观念的戏剧阐释,充分显示出关汉卿的平民化观念倾向和意识。
第四,传统文化中,王权与人治是封建社会*突出的特点,虽然有“王
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也有“民告官”的个案,但在社会生活中,法
治观念几乎没有形成,在王权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形成更谈不上普及。元代社
会中又有极其黑暗的一面,下层百姓受压迫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种生存状
态下,关汉卿以“士子才人”的身份,在他的公案戏剧中已经初步地渗透出
“觉醒”的法律观念。虽然他的公案戏剧中,破案的手段,不是通过冤魂显
灵来揭开案情真相,如《窦娥冤》;就是通过释梦来获得破案的线索,如《
绯衣梦》、《蝴蝶梦》;就是通过“拆字”游戏骗得*高统治者——皇帝的
手谕或圣旨得以实施法律行为,如《鲁斋郎》,这些公案戏剧的破案手段都
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或宣传因果报应思想。但在《鲁斋郎》中王婆说:“使
不着国戚皇器、金枝玉叶;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仅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元代市井平民的法治观念的觉醒,也能够体现出关汉卿对这种觉
醒的肯定与支持,具有超时代的进步意义。
元杂剧属于俗文学,其大多数创作者、演出者和受众基本上都是市井平
民,或是沦为市井平民中的读书人,因长时间与下层民众生活在一起,这种
平民意识和人文关怀便油然而生,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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