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被围困在战壕里,志愿军喊话要他出来,他不敢,志愿军冲进战
壕时,他打出*后一梭子弹,子弹从志愿军战士头顶上飞过去,子弹没有了
,他只好举起手,以为必死无疑,而那位志愿军却过来与他握手,他就这样
当了俘虏。他说,“我的命是中国志愿军给的”。
对战俘的宽待,还有一条没有明文规定而实际上一直在执行的做法:战
俘的伙食标准高于我方一般管理人员。当时,部队的伙食按不同级别从基层
到高层分大灶、中灶、小灶及特灶等,大灶是连级及以下人员的伙食标准,
中灶是营、团级干部标准,战俘的伙食标准略高于中灶。志愿军参战后的初
期,短时间内俘虏了众多的“联合国军”官兵,后勤和运输跟不上,俘虏们
只得与志愿军“共甘苦”,一度吃的是玉米、高粱米和咸菜。一些美军俘虏
由于吃不饱饭加上经受不了寒冷的天气而突然死去。经多方设法改进,他们
的生活不久就改观了。他们吃不惯米饭、馒头,后勤方面特地从中国国内为
他们购来烤面包机;他们自己组织伙食委员会,管理自己的伙食;每逢西方
的节日或中国的节日,他们可以打牙祭,并有酒喝。俘管处成立之初无法买
到香烟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1952年7月13日,我国政府宣布承认《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
约》,即1949年8月12日国际社会在日内瓦签订的四个公约,其中包括《关
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从此,俘虏管理工作更其步人正轨。
在对战俘的教育方面,初期,我们往往生搬硬套过去对待国民党军队俘
虏的做法,给他们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课后分小组讨论,启发他们回忆
过去如何受压迫受剥削,等等。记得有位俘管处领导曾不止一次地在内部干
部会上要求大家好好教育这些俘虏,使他们一个个变成摧毁美帝国主义的原
子弹,说:“这些美国俘虏,别小看他们,教育好了,回去后个个会变成威
力特大的原子弹,在敌人内部爆炸。”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的同志情绪急
躁,打算通过上几堂课,谈几次话,就把俘虏们的思想改造过来,把他们的
“**觉悟”提高,使他们成为“革命者”,或至少是“革命的同情者”。
如此的教育方法,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相反,招致更多的敌对情绪。俘虏
们认为,志愿军是在给他们“洗脑”,而“洗脑”恰恰是他们非常反感和害
怕的事。由于对他们的这种心理不了解,我们之中有的同志,碰到不好对付
的俘虏,就认为是思想顽固,甚至忍不住要训斥,以至闹出笑话。如有一位
中队长曾气愤地通过翻译骂某个俘虏是“艾奇逊的儿子,杜鲁门的孙子”,
意即该俘虏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其结果是,教育者与俘虏之间的
矛盾增加,以至发生过个别殴打俘虏和向俘虏脸上啐口水的事件。事后,这
种违反俘虏政策的行为,受到批评或处分,但是,究竟如何教育俘虏,大家
思想上比较混乱。
我在五团一中队担任教员时,这个队的战俘以美国黑人为多,他们与我
谈话时,流露出反战情绪,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现象很不满,尤其是来自美
国南部的黑人战俘,这种情绪更为明显。他们说,在美国南部一些州,公共
汽车上和娱乐场所,黑人只能坐靠后面的位置;黑人的生命**没有保障,
往往因为看了白人妇女几眼,而被活活打死;就业方面,黑人是受雇在后,
解雇在先。他们还谈到三K党如何横行霸道,滥杀无辜。鉴于各中队都有类
似反映,俘管处领导得出结论,美国黑人战俘的**觉悟高,应该进行**
教育。于是,决定把几个中队的黑人俘虏统统调到我所在的中队,单独编成
一个队(连),以有利于进行“**教育”,由我担任这个队的教员。谁知,
这个做法却在黑人俘虏中引起强烈不满,他们抗议说,中国志愿军这样做是
搞种族隔离,是种族歧视。我把他们的反映及时向上面汇报,但是,决定已
经作出,只能执行。按照统一口径,我对他们说,搞种族歧视的是美国,中
国人民志愿军是反对种族歧视的。这一点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把他们集中
编队的做法确有不妥,说明我们对美国的社会问题太不了解。倒是某些白人
俘虏私下偷着乐,特别是一些来自美国南部,历史上深受种族歧视影响的白
人,本来就不愿与黑人同住一个房间。事后得知,由于种族歧视问题十分敏
感,即使在美国军队里,也不采取将黑人和白人分开编队的做法。
1951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黄远从北京来到碧潼。
他在管理人员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教育要看对象,对美国等西方**的
战俘的教育内容,主要是要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当前是反对侵朝战争;不
能照搬对待国民党俘虏的教育方法,我们不是要他们回去以后搞无产**革
命,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方式也应当改进,不必总是讲课,
方式应多样化。针对曾发生过的一次殴打俘虏事件,黄远严肃批评说,打人
是不允许的,这不仅违反我军宽待战俘的政策,即使在美国的军队里也是不
许打人的。
黄远到碧潼,是来向俘管处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战俘教育的指示的。周
总理指示,我们工作的目的是“消除敌对,缓和矛盾;拥护和平,反对战争
”。总理的指示拨正了我们对战俘教育的航向,从此,我们这些处于*前沿
的管理人员有所遵循。很快,俘虏们的敌对情绪开始缓和,并有俘虏主动表
示愿意写广播稿,通过我国电台广播,让他们国内的亲人知道自己在俘虏营
的生活情况。俘虏们与家人通信日益正常化,情绪也更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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