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11年,我做了一件很不一般的事情,就是“上电视”去讲了一个故事。在那么朴素的北大历史系不修边幅地教了十多年的书,忽然可以化了美美的妆,穿上昂贵的套装,到电视上去“臭美”一把。听起来很不错吧?实际状况是,我的虚荣心的确得到了小小的满足,但是,这件事情真正做起来,却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初的困难竟然是我“不会讲课”。这怎么可能?但是,经“百家讲坛”的李锋老师“如此这般”那么一说,我只好服气。相对于电视的要求而言,我平时的讲课方式的确具有内容散、连贯性差等诸多缺点——多亏李锋老师的鼓励、批评以及悉心指导,我总算克服重重困难,把寇准的故事给讲下来了。在这里,我还要顺便感谢一下我在北大教过的所有学生,感谢他们的包容以及沙里淘金的**学习能力。
接下来的困难是如何讲故事。坦白地说,我没有搞过政治史,更没写过人物传记。我过去的研究**都是制度,制度的研究方式相对客观冷静,是**实证的。所以,我老觉得自己干的活比较接近于科学家或者说侦探。给寇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立传,又要通俗易懂,对我来说���一个不小的挑战。
传记写作*大的难度,我个人觉得,首先在于想象的尺度。要想做到通俗易懂、故事流传,就必须加以适当的想象。我在第二讲当中讲到寇准“方进取,不欺君”的情节时,虚构了一个书铺先生的角色,让他来劝说寇准虚报年龄。我的学生林珊对这个情节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因为,她看到的有关书铺的*早的材料要比寇准晚很多。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史料中无记载并不等于不存在,这样的想象应当不至于破坏真实。我权衡再三,*终还是保留了这个细节。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措辞上特别加了小心,在这位书铺先生出场之前加上了“应当是”的字眼,以示虚构。
为历史人物作传的另一个难度,我以为,在于如何控制个人好恶所带来的主观性。相对于制度史而言,人物传记肯定会更为“主观”一些。看人、写人、说人,难免会掺杂个人好恶。比如,张咏对寇准的四字评语“不学无术”,向来被广泛征引,用来证明寇准作为政治家在人格上的缺陷。我结合张一寇关系,张咏的明志诗,还有寇准的遭遇,以及南宋人黄震的笔记,读出了张咏与寇准“拈花一笑,心心相印”。是否合乎情理,还要请读者评判。
*后的困难是写作周期的漫长。长吗?不长。我的上一本书写了十三年。但问题是,它本来好像应该是很快就能结束的一件事。本来我*初预计是讲十集,结果*后录了十九集。我被史料裹挟着,不得不往前走,比如第十讲当中的“申宗古诬告案”,史料当中就是两行字,我原本预备写上一段的,可是,一写下去,就好像扯到了一根瓜秧,顺藤摸瓜,先发现安王元杰竟然已经是死人一个,又发现王钦若竟然在结案之后十四天就没有任何特殊理由地自请下台了,疑点重重,须一一推理。于是,“一段”*后差不多变成了一讲。
我们家的人看我暑假不休息在写寇准,到了“十一”长假,仍然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都奇怪,几乎每个人都说了一遍“啊,你怎么还没写完?”就这样,读史料,写讲稿,录像,从五月到十二月,这件在2011年开始的事,终于在2011年干完了——还好没有成为“跨年工程”。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讲稿应当细细地改过,才好拿来见人。但是,“百家”讲稿书的出版惯例,却是书要跟着电视节目走,电视台的节目表一排出来,书就得出。所以,这本书也只好“就这样”跟大家见面了。
这本书是我在“百家”讲“寇准”的讲稿,但又不完全是。
书和录像*大的不同,是书增加了注释。史学著述的注释通常有两种功能:一是标明引文的出处,以示“我讲的都是有来历的”;一是就某些细节做小小的讨论。这两种功能,在我的注释里也都体现出来了。特别是**项,我希望读者们,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了解,历史学者也可以讲故事,这故事也可以很生动,但是,历史学者讲的故事是一定有史料来源的。而且,对于史料,我们要批判地对待,有所信,有所不信,有所取,有所不取的。当然,这本书的注释还有一些常规史学著述的注释所不具备的功能。一些枝蔓出去的人和事,比如“寇老西儿”这个称呼的来历,比如张洎是个有文化的马屁精,比如温仲舒落井下石的前科——它们虽然无关大局,但是我觉得有趣,值得说说;还有一些比较精彩传神的古文原文,我在讲述过程中为了照顾故事的连续性,没有引,直接化用了;甚至还有我和同行学者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我也都把它们放在注释里了。
除此之外,书的内容比录像版要溢出很多,“百家’’的故事有着**的时间限制,一些我认为也很重要、但是在录像里无法说到的人和事,我把它们放在了这里。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出版社李影女士的成全,允许我把这些也许根本就没啥人看的东西放在书里。
*后,我要感谢“百家讲坛”的聂丛丛等各位领导和老师给了我这个“上电视”的机会,感谢在录影棚里忙碌着的吴林老师、高虹导演,特别是亲爱的化妆师杨静女士——我的“臭美”全靠她了。
赵冬梅
2012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