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海路通商至少在五世纪之初已经存在,因为佛教僧法显在414年就是从印度航海归国的。在四世纪末以前,锡兰的一个使节大约从陆路来到中国。在五、六两世纪中,其他使节则由海道而来;后来锡兰的统治者列为中国的藩属。在整个中世纪,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因素实足以维持中国、西藏和印度间的关系。佛教僧法显、惠生、玄奘和义净分别在五、六、七、十各世纪所著的旅行记,可列于任何***的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
据说早在五世纪,中国船舶就远航到波斯湾,并溯幼发拉底河而上,直至巴比伦古城西南的希拉城①,这就是后来同阿拉伯人进行贸易之所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唐史对于中国船员去幼发拉底河的路线都作了记述。到了八世纪中叶,从海道而来的阿拉伯人,为数之多,已足以对广州本身实行袭击和洗劫。在这个时���,杭州大概也有阿拉伯人的踪迹了。在这同一世纪的初期,由于伊斯兰教势力的东渐和北渐,阿拉伯同中国的北路陆上贸易也已经开始。到七世纪,在唐代勃兴的前夕,中国在中亚细亚已经声威复振,堪与汉代相比拟。国势之盛,已威震波斯四境:然以伊斯兰教势力崛起于西亚和中亚,以致为期不久。据闻,由于阿拉伯人的势力及其威胁性的态度,在713年派赴玄宗朝廷的使臣十二人,一律免行叩头礼,即藩属表示臣服的大礼。
大约在公元787年时,西藏人已使德宗皇帝深感棘手,不得不试图与维吾尔人、一些印度王公以及伊斯兰教哈里发结盟,以为抵御之计。 《远东国际关系史》是二、三十年代问世的一部研究远东国际关系的名著。全书三十章,首三章介绍远东的地理要素、古代西方与远东的关系、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与远东的关系,其余依次叙述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西方列强(主要是英、美、法、俄)与远东各国的关系,以及远东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全书除了三章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其余都是围绕中国问题而展开的,涉及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以及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对外关系史及中国近代史。
《远东国际关系史》的作者马士、宓亨利都是西方**的中国通,都有在中国多年工作、生活的经历。马士(Itosea Ba.1lou Morse,1855~1933),原籍美国,后入籍英国,但一辈子事业都在中国。他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来华,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1877年任天津海关帮办,翌年调北京总税务司任职,兼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87年任上海副税务司,以后在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多处海关任职,1896年升税务司,1903年至1907年任海关总税务司的统计秘书,1909年退休,定居英国。他在中国海关任职三十多年,是总税务司赫德的主要助手,曾直接参加过多项外交活动,包括有关中法战争的交涉、云南对外通商交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