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赋”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比”即“以彼物比此物”,相当于现在的比喻修辞方法。“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兴”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解释是将赋、比、兴与政治教化、美刺讽谏紧密相联。*早作出这种解释的是汉代的郑玄,这种解释的积极意义是它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消极影响是它导致了后来许多诗论者游离艺术形象片面地寻求诗歌的所谓微言大义。另一种解释则是将赋、比、兴释为单纯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早作出这种解释的是汉代的郑众,将“比”视为修辞中的比喻手法,将“兴”视为托“草木鸟兽以见意”的手法,这种解释为后代不少学者所继承,如晋代挚虞、宋代李仲蒙、朱熹等。他们的说法都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赋、比、兴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
赋、比、兴的归纳和研究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诗歌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系统,而且推动了诗歌在创作中的日趋丰富和多样,对促进古代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出自钟嵘《诗品》,原为古人品评诗歌风格之间,分别指诗歌的清新自然之美与雕琢富丽之美。《诗品》中贯穿着以自然为*高的美学原则。在诗歌内容上主张自由抒情,要清新流畅,反对阻碍感情表达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重视艺��表现上的自然本色。钟嵘主张“芙蓉出水”之美,而不喜欢“错彩镂金”。他对许多诗人受时代风气影响,追求文辞藻饰之美而忽视自然之美很不满意,对当时创作中追求堆砌典故和讲究苛繁声律的弊病提出批评,坚持诗歌创作中大量堆砌典故会破坏自然之美,使诗歌佶屈聱牙,晦涩难懂。钟嵘认为产生堆砌典故之弊的原因,是由于混淆了文学艺术和一般非艺术文章之间的区别:诗歌是以“吟咏性情”为天职的,只要即景会心,直接描绘出激起诗情的景物或事情,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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