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导演李安以**人称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电影生涯**个十年的追梦历程。这不仅是一个坚持“理想不死”的电影人的成长告白,更是一部探究“如何面对磨难和荣耀”的自我对话。
美国《时代》周刊说,李安荣膺“全球*具影响力的艺术与娱乐人士”,当之无愧。
张艺谋说,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的导演,恐怕华语影坛里只有李安一人。
陈文茜说,李安终于跃上**,成了东西方电影世界没有人可以忽视的导演。
站在荣耀的**,李安却通过《十年一觉电影梦》告诉所有人,他眼中的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
他,两次高考落榜,却意外步入舞台生涯;
他,在纽约名校高分毕业后,遭遇“毕业即失业”;
他,在美国煮饭、带孩子,做全职“家庭煮夫”,整整六年;
人往四十岁走,他才华满腹,却只能在剧组守夜看器材,扛沙袋,做苦力。他“不好意思再谈什么理想”,却不知理想已深埋心底。
李安活得很明白。他说,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十年一觉电影梦》,讲述一个导演的自我修养。

窝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佳影片与*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罗斯(Joel Rose)合写了个���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 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 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时,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注目。但他至今仍无机会拍片,*多执导HBO(Home Box Office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机。
NYU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杰出的就是斯派克?李(Spike Lee),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条路,但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加上我又没入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相互给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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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电影二十年,以我现在的成绩,我就是再拍十年烂片,还会有人找我拍电影。可是对于观众,对于期待你的人,要有一个交代。这是你作为一个有天分的人,欠观众的一个人情。
——李安
2010年,据民调显示,*受台湾民众信任的名人,排在第三名的,是李安。
2012年,美国《娱乐周刊》评选出全球25位仍在坚持拍电影的“*伟大导演”,**上榜的华人导演,是李安。
站在荣耀的**,李安没有食言,他珍惜自己的天分,他没有拍烂片。2013年,他交出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样一部近乎“神作”的作品,并借此片获得第85届奥斯卡*佳导演等4项大奖。他还了观众一个人情,却欠下观众一个更大的人情。
用李安的话说,“拍电影是个很真切的体验,里面有着我多少的挣扎”。
“它是一种颠倒众生、真情流露的做作。”
“它是我的青冥剑,是我心里的玉娇龙,是我心底深处那个自作多情的小魔鬼。”
“它是我企图自圆其说所留下的一笔口供。”
“它是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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