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蜀中号称“天府之国”,除了得天独厚的优裕的生活环境,也是独具特色的文化之邦。二千余年,名家辈出,汉宋两代,**风骚。近代以降,蜀中学术再放异彩。在风行天下的“京派”与“海派”之外,“蜀学”虽然偏安一隅,却也独树一帜,鼎足相望。在相对隔绝的盆地环境里,有一批甘于淡泊的学者皓首穷经,以深厚的国学根柢和严谨的朴学精神,承续着中华文化的血脉。
回想一九六二年秋天,我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负笈入蜀,投奔庞师石帚先生门下,研治六朝唐宋文学,亲身感受到蜀中的学术氛围。日就月将,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石帚师乃蜀中名宿,门墙桃李,皆称翘楚,各有所归。一拨去了望江楼(四川大学),一拨上了狮子山(四川师院)。因而蜀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亦呈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势。石帚师闲谈所及,对狮子山的弟子多所称许。我侍听在侧,耳熟能详,内心亦不免有几分钦羡。如今岁月流逝四十余年,不但石帚师早归道山,昔日钦羡的各位同门先进,多数亦陆续作古。往事历历在目,却已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忆念。
友生李诚教授主持编选的这套《学苑文存》,汇集了四川师范大学(原四川师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半个世纪以来的代表性论文。翻看目录,既有前辈学者的佳篇,更有后生俊彦的新制。而尤其令我欣喜的,是从中似乎可以看到近代蜀学的某些因子。我以为一种学术传统既是顽强的,又是脆弱的。近代蜀学的传统经历了社会巨变的洗礼,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其实它并没有完全消泯,它的精神仍然不绝如缕地延续在蜀中学者的学术活动中,也延续在这套《学苑文存》里。然而如果再不刻意地珍惜、保持和发扬的话,近代蜀学传统的消失也是指日可待的事。而继承蜀学传统的方法,是既要坚持蜀学独特的治学理念,又要与时俱进,追踪当代学术的前沿,才能使蜀学的精神保持绵长的生命力。这也是我对本书中年轻作者们的期望。
后记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这本《文学文献研究》终于完成了,此时此刻,既有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愉快,更有惴惴不安的心理压力。这是因为在紧迫仓促的短时间内,要精选出能够反映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老师们有关文学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成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果太多,质量亦高,使人眼花缭乱,难于取舍,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尽管在编选的过程中想尽量做得**一些,故体例皆一仍其旧,但终因自己才疏学浅、见陋识低、能力有限,故挂一漏万,难免有目光如豆之讥和遗珠弃璧之憾了。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有着重视科研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古代文学和文献学,不仅力量雄厚,成果丰硕,而且“春兰秋菊”,代不乏人。老一代专家学者如屈守元先生《韩诗外传笺疏》、《〈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文选〉导读》以及和常思春教授一起主编的《韩愈全集校注》等,汤炳正先生《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楚辞今注》等,王文才先生《杨慎学谱》、《元曲纪事》、《蜀梼杌校笺》、《杨升庵全集》等,王仲镛先生《唐诗纪事校笺》、《升庵诗话校笺》等,雷履平先生《梅溪词校笺》和魏炯若先生《读风知新记》等论著,皆功力深厚,颇具真知灼见,故享誉海内外,为学术界所景仰。其后如万光治教授《汉赋通论》,吴明贤教授《陈子昂论考》、李大明教授《汉楚辞学史》、李诚教授《楚辞文心管窥》、熊良智教授《楚辞文化研究》、赵晓兰教授《宋人雅词原论》、刘益国教授《元曲熟语辞典》、徐湘霖教授《〈中论〉校注》、秦彦士教授《墨子考论》等论著,皆学有专长,见解独具,成一家之言,为学林称道。更可喜者,青年学者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如房锐《孙光宪研究》、田道英《释贯休研究》、汤君《敦煌曲子辞地域文化研究》、汪燕岗《明代通俗小说出版研究》、张海《前后蜀文学研究》、庄逸云《清末明初文言小说史》等论著皆能高屋建瓴,独出机杼,见解突出,成就斐然,已引起学术界注意,大有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之势。刘禹锡诗云:“芳林新叶摧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此之谓欤!
正是因为有了前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故**之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科研队伍整齐,学术氛围浓厚。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更是百花齐放,万木争荣,论著层出不穷,人才后出转精。《文学文献研究》的编选正是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发扬重视科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继承老一辈严谨勤敏的治学态度,鼓励后来者努力奋进的敬业精神而进行的。本书的出版是否准确地反映了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的成果与现状,达到编选的目的,只好付诸以后的事实了。至于编选中出现的遗失与缺憾,则只有恳请读者的批评指正并予以谅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