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陈鹤琴超越了教育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之偏执,将社会改造与个人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以个人发展为中介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二)复兴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但是,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习惯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社会未能紧随时代变化而进行实质性变革,以致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与民主时代的到来,如何结合社会历史变革,准确地把握这一时代精神并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探索,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一位有识之士和教育家的共同心愿。虽然陈鹤琴没有选择革命的手段去实施社会变革,而是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它对20世纪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救国与社会改革都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必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同时革故鼎新互相协调有所作为。”①
评判一个教育家是否进步,可以看他是否抓住了时代精神而锐意于教育改革和进取,是否能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地���求崇高的政治信念和人生理想。毋庸置疑,陈鹤琴是符合这个评判标准的。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对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和中国化的执著追求。观其一生,陈鹤琴都在除旧布新,破除传统的“死教育”,创造前进的、充满生机的“新教育”。陈鹤琴的中国化“新教育”有许多特点,但*大的特点即是为了培养能够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中国人”,他们是一大批既有世界眼光,具备20世纪科学和民主精神;又能体察民族危难,具备各种真实本领的时代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