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拓展和深化新世纪的散文研究。
其一,建立现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长期以来,散文研究之所以落后于小说,根本的问题在于散文研究者过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我们的散文研究基本上还局限在传统文论的范围内,而审美观念中又保留着太多古典的趣味,同时又满足于散文研究的“静态”平衡格局,不愿意打破散文的严整秩序。正是这种封闭性、保守性、趋古趣味和过分的平静妨碍了我国散文研究的发展。而现在,该是告别这种过于保守、过于狭窄、过于小家子气的研究格局的时候了。当今我们散文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拥有现代意识的宏阔散文研究视野。这种现代批评视野,在我看来应包括如下的内涵:首先,是散文观念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散文研究者要解放思想,改变以往那种过于保守、过于谨小慎微的研究姿态,大胆破除传统的散文观念和模式。什么“形散神不散”、“诗化”、“文体净化”、“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真实与虚构”、“真情实感”等等,都可以在现代散文批评视野中重新审视与确认。其次,现代的批评视野,预示着散文研究者要强化怀疑精神和批评气质,要具备独立而健全的批评人格。尽管在此之前,已有王兆胜、张宗刚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一方面,当前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散文研究者还太少,只有当散文研究界拥有了一批既有完整人格又具备批判怀疑精神的研究者时,散文领域才有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才有可能在文化哲学和时代精神的高度上对散文进行批判与建设,而这才是散文研究真正繁荣的标志。另一方面,我们倡扬怀疑精神和批判气质,但我们坚决反对狂妄无知与无畏。比如有一篇叫《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作者为周伦佑,见《红岩》2008年第3期。的文章,认为“先秦散文”是子虚乌有,“广义散文”是悖谬,至于当代的散文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所以必须“推倒重建”。作者还宣称:他要靠一支笔,一个人扭转一个时代的散文风气,他甚至宣称自己是“被召唤来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的”。什么是狂妄无知和无畏?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狂妄无知和无畏。这位论者根本不了解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现状(如“广义散文”早被研究者摈弃,但他却对其大加讨伐),对古代散文也是一知半解,却拿着长矛像堂吉诃德那样大战风车,如此的“推倒重建”实与现代的散文研究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再次,强调散文研究中的现代意识,还意味着要大胆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叙述学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语言分析理论、新批评的细读法以及心理分析方法等,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20世纪的小说、诗歌研究之所以一跃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正宗”,盖因有丰富庞大的外国文学理论资源作为支持。虽然在引进借鉴过程中也有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现象,但总体来看还是利大于弊。总之,西方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引进,不但有利于开拓深化当代散文研究,同时也是建立现代意识的批评视野的题中之意。
其二,“化西方”与“中国化”。新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在建构散文理论话语时引进西方的文艺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虽不似一些小说、诗歌研究那样生搬硬套,或进行名词术语的“大轰炸”,但消化不良、与传统散文理论未能达到真正的圆融与自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外,有的散文研究者注意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但对散文本体特征的思考却不够深入透彻。有鉴于此,我认为新世纪的散文研究,应在“化西方”与“中国化”上下大力气。所谓“化西方”,是指新世纪的散文研究在总体倾向上应是现代的,它可以引进西方的现代文论作为参照,但并不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标准,它有自己的立场、价值判断和表述方式,因此能将“西方化”转变为“化西方”,将西方文论的“菁华”“拿来”为我所用。所谓“中国化”,是在“化西方”的基础上,将“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相互交融,从而创造一种既具现代精神,又有中国传统性品格和气韵的散文研究范型。在“化西方”与“中国化”这一点上,我们的前辈其实已有过相当成功的实践。如在散文创作方面,“五四”时期现代小品文的成功已成共识,而现代小品文之所以能够成功,固然受到个性自由和幽默谐趣的英国随笔之“絮语”体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顺势”承接。即是说,现代小品文在骨子里,秉承的是“魏晋风度”、“六朝文章”与晩明小品那种洒脱的心态、雍容的气度、闲适的格调。正是这种“外援”与“内应”的合力,使“五四”小品文的成就超过了小说、诗歌和戏剧,这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琢磨,这恐怕是认识和解决当代散文问题的重要维度。再者,从散文研究方面看“化西方”与“中国化”,也有可资借鉴的例子。如朱光潜在《散文的声音节奏》一文中主张散文要讲究“声音节奏”,他说:“我读声音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有节奏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我的周身筋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我自己在作文时,如果碰上兴会,筋肉方面也仿佛在奏乐,在跑马,在荡舟,想停也停不住。如果意兴不佳,思路枯涩,这种内在筋肉节奏就不存在,尽管费力写,写出来的文章总是吱咯吱咯的,像没有调好的弦子。”朱光潜:《散文的声音节奏》,《艺文杂谈》,第8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篇文章的理论视角、逻辑思维、语言句式显然受到西方现代文论的影响,但又处处流露出我国古典文论的韵味。这种韵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人体喻文体。古代文论家喜欢以人体结构来类比文章的结构和辞采文调。如颜之推将“理致”比喻为“心肾”,“气调”比喻为“筋骨”,“事义”比喻为“皮肤”,“华丽”比喻为“冠冕”,而刘勰则将“事义”比喻为“骨髓”。朱光潜反复用“周身筋肉”来比喻有无“声音节奏”的语言感觉,这与颜之推和刘勰以人体喻文体有异曲同工之妙。二是朱光潜釆用的“兴会”、“意兴”等词语,既是我国古典文论的重要概念,又暗合“赋、比、兴”的修辞传统。可见,朱光潜的散文研究是“化西方”与“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它有西方文论的参照,有现代文论的性质,但它又或明或暗、或显或隐传承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优良品格。这是从研究者的立场、视角、思维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看,若从概念范畴入手,“化西方”与“中国化”同样大有文章可作。比如,“意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范畴,但经过王国维、宗白华等学者的“化西方”与“中国化”,给它注入现代的意识与体验,从而使之成为现代文论中一个极重要的概念。再如,“性灵”一说,如果将其置于中西比较文化和诗学的视野,再以西方的自由个性、理性精神作参照,并借助“灵感”概念加以氤氲催化,相信“性灵”的内蕴会更丰富阔大,更具现代意义,甚至有可能成为新世纪散文的核心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