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家、书法家斯舜威有关书法的小品札记。分“翰林札记”“书学咀华”“读诗悟书”“墨苑旧事”“逸少风流”五辑，共收录札记559则。这些札记，短的数十字，长的二三百字，总之是短小隽永，趣味无穷。作者说这并不是一本有意为之的书，而是随性而作的笔记，记录的是思绪的火花，陆陆续续持续了至少十多年。也就是说，这是一位作家兼书法家用十多年时间才写就的一本书法思想小品。作者受先秦散文和明代散文的影响，特别是受苏东坡的影响，对小品文情有独钟，本书一如作者特别推崇的这些小品文一样“见性情，见才识，回甘无穷”。 随性论书 这并不是一本“遵命之作”，而是随性而作的笔记，记录的是阅读的快乐，思绪的火花，是对书论、书艺的点滴感悟。&nbsp_斯舜威_中国青年出版社_

一三．
读朱家济《论书语录》，有一则从徐寅生谈打乒乓球联想到书法。徐寅生谈到打乒乓球要“看、想、闯”，朱家济认为“书法领域可以供我们看的东西，比乒乓球台上的天地要广阔得���”，学习书法也需要“看、想、闯”三个环节。
可见由球艺想到书艺的，并非我一人。
一四．
一次，与书友对酌，酒酣耳热，谈及临帖。我说到有一熟人，倾情书法数十年，几乎无日不动笔，却极少临帖，都是兴之所至“创作”一通。
书友听罢，喟然长叹，云：“所谓写字，就是临帖。不临帖，苦写一辈子又有何用？”我问：“你临帖多吗？”书友答道：“除非有创作任务，有‘账单’，除此一概临帖。不临帖，还叫写字吗？”
朋友圈内有喜欢书法者，多年不临帖，由着性子写，自以为得计，实乃“聪明字”而已，仅可糊弄外行人，久而久之，所写之字俗不可耐，为之太息。
一五．
甲申初夏，浙江省举办“作家节”，在于谦祠举行祈梦活动，邀我现场挥毫书写于谦诗，围观者众。我刚搁笔，一老先生主动要求书写，所用正是我的自备笔。此笔乃一位旅日画家所赠日本富士笔，柔软而富弹性，挥洒使转颇顺手。只见老先生小笔写大字，每笔都使劲将笔揿到根部，如同用木棍划沙，用刀刻木版，只可怜了那富士笔，如同遭受强暴一般，被摧残得惨不忍睹。如此用笔法，倒还不如舍弃毫颖，干脆以笔杆书之。
如果说小笔写大字是勉为其难，沙孟海先生善于大笔写小字，则真神功也。
后随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游福建，在南普陀寺素斋后观某书坛官员题写匾额，亦以小笔写大字。写毕，众皆叫好，余轻声笑曰：“沙孟海先生善于大笔写小字，君则反其道而行之，善于小笔写大字。”此翁听出弦外之音，赧然解嘲：“身边无大笔之故，身边无大笔之故。”遂告主人：“此纸作废，下次再写。”
一六．
戴望手札，大都由小篆写成，非常高古。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是晚清有影响的经学家。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南京设金陵书局，聘他为编校，校勘周秦诸子。平日里两人讨论经学，每有意见不合，他便拍案大骂：“曾涤生如此不通，也配谈经？”曾国藩非常大度，笑而避之，曰：“子高又发疯了！”他日又相争如故。惜天妒英才，这样一位学问书法俱佳的学者，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了。
清末篆隶盛行，乃至成为不少文人士子的日用书体，是崇尚碑学之风气大盛的一个标志。俞樾“工篆隶”，自云“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江艮庭草草涉笔，非篆即隶。一日书片纸派人到中药铺买药，皆小篆，人不识，便换写成隶书，仍不识。他便发火了，说：“隶书本以便徒隶，若辈并徒隶不如邪。”
一七．
《北梦琐言》载：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设三品笔，或以金银雕饰，或以斑竹为管，以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
余读而有感焉，笔者形也，字者质也。以不同雕饰之笔书不同内容，用心虽苦，实质区别不大，倘以不同书体书不同内容，诸如以篆隶书忠孝全者，以真楷书德行清粹者，以行草书文章赡丽者，或许更具趣味。此意虽佳，惜不能为湘东王所闻。
一八．
《清异录》载：杨凝式书画独步一时，求字者纸轴堆叠若垣壁。他叹道：“无奈许多债主，真尺二冤家也。少时怪阎立本戒子弟勿习丹青，年长以来始觉以能为累。”
余叹杨少师何其迂也，求字者众，乃财神也，何债主、冤家之有？倘以今人论尺卖字之法小试牛刀，则堆叠若垣壁之纸轴，转眼而为堆叠若垣壁之金银矣！想必阎立本亦未谙此道，若知手上功夫能变成滚滚财源，必令子弟整日埋头于墨池哉。由此观之，虽今人书画功夫不及杨、阎二公远甚，而二公经济头脑不及今人远甚，所谓古今有别，人有短长，若二公地下得知当今扛着书画家牌子就能换钱，定当自愧不如，不复再作“以能为累”之叹。
一九．
《江南余载》载：郑元素为温韬之甥，温韬乱时，元素随之，多发关中陵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处。
此语乃元素亲口言于其弟子舒雅，然不知其真伪。若果如是，元素何不亲携《兰亭》而出？若无之，元素何必以虚言诳人？想必兵火之下，盗陵之事应属难免，则覆巢之下，《兰亭》定然难成完卵矣。
二〇．
马一浮、陈寅恪等老先生对许多典籍都能倒背如流，能够准确说出什么内容在哪本书的哪一页。容庚也有这样的功夫，他八十五岁时，故乡东莞派人请他书写“东莞县图书馆”。写毕，来人用钢笔写了繁体“阅览室”三字，请他再写一下。他看了一眼，说：“‘览’字错了，你们查查看。”他的助手赶紧取来《中华大字典》，查了后说：“《中华大字典》也是这样写的，没错。”容庚说：“那《中华大字典》也错了！你们去查《说文解字》。”说着，他准确地说出了“览”字在《说文解字》哪一页。助手查了之后，恍然大悟，说：“真错了。”原来，繁体的“览”字右上部，“个”下应是“皿”，但后来的印刷物，包括《中华大字典》上都印成了“四”。来人写的也是“四”。
这种知识积累，是做学问的重要基础。当然，从知识积累到学养，还有一个化的过程，融会贯通的过程。
二一．
据《南部新书》，唐太宗谓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函，四曰辞藻，五曰忠直。
虞世南兼有五绝，今以书法名世。若未有其余四绝，独书法“一绝”，恐欲以传世亦难。唐太宗将“博闻”、“德行”置于“书函”之前，绝非偶然。当今书家欲以书法传世者，恐怕不能独攻一路，于“博闻”、“德行”也应分外留意。
二二．
王著善真草行书，深得家法。宋太宗令中使以御札示著，著曰：“未尽善也。”太宗临学益勤，再示之，著曰：“止如前耳。”或问其故，答曰：“帝王始工书，吾或褒称，则不复留意矣。”后岁余，复示之，奏曰：“功已至矣，非丞所及。”
这段故事，见于释文莹《玉壶清话》，也见于《资治通鉴续编》。王著的可贵不但在于深谙书道，而且敢于指出、甚至有意强化宋太宗翰墨功夫的不足，以促其努力。这是需要见识和胆识的。而今不少领导也喜欢写字，喜欢题字，不论好坏，围观者均报之以掌声和喝彩声，领导也往往踌躇满志，飘然自得。由此，则又反衬出宋太宗的过人之度。
二三．
古人作书，极重窗明几净。苏子美云：“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是人生一乐。”李韶有歙砚颇良，萧颖士见后叹道：此为“三灾石”，“字札不奇，砚一灾；文辞不美，砚二灾；窗几狼籍，砚三灾。”
嗟乎！明窗净几而为人生一乐，窗几狼籍而为良砚之灾，古人对创作环境如此看重，可以看出对文字和书法的高度敬畏。或以艺术家不修边幅、不事收拾、邋里邋遢为荣，误矣！
二四．
《类说》载：“欧阳永叔每夸政事，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书，吕济叔不夸棋，何公南不夸饮酒，司马君实不夸清节，大抵不足则夸也。”
若以现在的眼光观之，则梅兰芳不必夸京剧，聂卫平不必夸围棋，齐白石不必夸国画。然当今书家则不然，大抵喜夸书，或冠以“**”，或自称“大师”，或“开门立派”。每为夸者脸红，想不透为何无所不用其极以自夸。读上述言，方豁然明白：盖胸中无墨，笔头无功，大抵因不足不得不自夸故也。
二五．
《东坡志林》载：“或问东坡草书。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
这段对话颇令人玩味。东坡先生以楷书和行书见长，他说不会草书，怕是自谦，但至少也表明他的一种创作态度，他的一种对书体的选择和取向。他在推崇张旭草书的同时也推崇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曾说：“今世称善草书者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行而能走者也。”同理，对善于“立”、“行”的他来说，不可能不会“走”。然而，人毕竟有所取舍，有所侧重，有所放弃。他之所长在真行，张旭则以草书名世，他们在某一方面的贡献，亦足以让他们名垂青史。
然而，今世则不乏以诸体兼善而自许、自诩、自傲者，虽然世上确乎应有全才，但人的才能和精力毕竟有限，我倒觉得我们不妨大大方方学学东坡先生，学会主动放弃，学会说“不会”。
二六．
王洙，宋仁宗时进士。平素不习隶书，后受诏书《献穆公大长公主碑》，须以古隶写，遂写之。既出，人竞爱。蔡君谟叹曰：“君之隶字，乃得汉世旧法，仆之所作，但唐体隶耳。”然王洙虽不习隶，却习古文小篆，用笔奇古。而隶书源出小篆，探其渊源，得其根本，王洙不习隶书而得其真髓，无足怪也。此足令吾辈学书者借鉴。事见其子王钦臣《王洙谈录》。
二七．
袁中道《游居杮录》云：“黄平倩、董玄宰，真可追配古人。玄宰穷其法，平倩出己意穷其趣。”平倩以病告归时，“所至乞书者如林，平倩亦不为厌，随意挥洒，故郢中得平倩墨迹*多”。黄平倩即黄辉，万历中进士。楷书法钟元常，亦作行书。从上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书名当不在董玄宰（其昌）之下。然**书法史之位置，两人则不可同日而语矣。不知个中原因，是否与“穷其法”与“穷其趣”有关？
二八．
《唐书?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四库全书》等均不采录应制之赋、试帖之诗、名家时艺稿，可见上帝是公平的：荣世之词章与传世之著述并不能一概而论，很难兼而得之。
如以此观当今书坛，是否也可以说：大赛获奖之作、市场热卖之作与传世之作并不能一概而论？若果如此，则热卖者不必喜，有真才实学而市场寂寞者不必忧也。
二九．
书法*忌错别字，一幅好的作品，如不小心出现错别字，实在有碍观瞻。我自以为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对错别字非常讨厌，非常敏感，没有想到我也在无意中出过一次错，且“流毒”甚广。
二〇〇四年《中国书画报》牵头举办全国首届专业书画媒体书法家作品年展，到了截稿之日，我却一直无暇创作，组委会一次次来电催促。那天，同事阎大海“逼”着我写一幅马上寄出。我便抓过一本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书家墨场必携》，随手翻到王维的一首诗，一挥而就。没想到而今“无错不成书”，书上竟有一个错别字，“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每”错成“美”。我不加细察，也误写成“美”字。
后来，这幅带错的作品，不但展出，印在作品集上，而且相继发表在《书法》、《中国书法》、《中国书画报》、《书法报》、《书法导报》、《美术报》等各大书画媒体上，“暴光率”之高，可谓**，令人惭愧。
此事教训深刻，不能完全怪书籍的错误，根本原因还在于自己学问不扎实，创作不认真。从此之后，买书也好，搞创作选用诗文也好，都习惯于选择权威出版社的书籍，遇到有疑问的，必找几个版本核对方才放心。
三〇．
一日，见人作书，书到“飢”字，以为乃“饑”之误。数日后读《冷庐杂识》，看到关于“飢”、“饑”解释专条：榖不熟为饑，腹不实为飢。两字古义是不同的，而今人多混淆之。又，今之“发”，古时有“發”、“髮”之别；今之“云”，古亦有“云”、“雲”之分。由此类推，古今字型、字义变化者多矣，不可不察。
由此想到关于雍正皇帝的一则典故：他在做皇子时，一次到杭州，在涌金门见一穷书生卖字，用笔不俗，精通八法，遂让他写一幅对联。联中有一“秋”字，将“火”旁写在左面。胤禛皇子问：“有否写错？”穷书生口若悬河，列举了这种写法的种种出处。胤禛皇子问他学识如此渊博，为何不去应举？回答说，连糊口都困难，哪里还敢奢求富贵。胤禛皇子便说自己做生意赚了些钱，给他一些金子，鼓励他去应考。后来这位穷书生果真中了翰林，胤禛皇子也已经成为雍正皇帝。雍正看到这位翰林的名字，想起旧事，特地召见，写了一个“和”字，有意将“口”移到左面，问：“此是何字？”翰林说，这是讹字。雍正笑而不答，让他去浙江上任。浙江巡抚打开诏书，见上面写道：让此生仍向涌金门卖字三年，再供职。翰林方才知道，雍正皇帝便是当年资助他的“商人”。
这个故事本身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知道，中国文字变体很多，从事书法活动，如果能够熟悉文字学，当有如虎添翼之助。

这是一本在当今中国书法界****的**笔记，不独对于书法家、书法爱好者，而且对于想了解中国书法的普通读者，都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