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又春我读经典（套装6册）》以小随笔形式，夹叙夹议，把对原文的注释或翻译、对别人误解的分析和批评、如何获得“达诂”的讨论和指点，融为一体，在求得对《孟子》恰切诠释同时，帮助读者轻松领悟原文，**自己独特的看法。

卷一 梁惠王上
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开篇**章，是曾经被普遍当做孟子“重义轻利”、“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例证，指出孟子说过“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就等于宣布孟子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当时社会上国与国的争夺，国内的**斗争、政治斗争……”（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页）。冯友兰先生在其198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还说：“孟轲肯定地反对谈‘利’。孟轲见梁惠王，粱惠王问他：‘何以利吾国 ’孟轲很不以为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该书第21页。以后征引冯先生言论，均出自此书，不再作注）这说明，有个时期，《孟子》是一开头就被误解了，或被有意地曲解了。
很明显，孟子这里说的“何必曰利”，乃是不要把“利”当做兴国安邦的首要条件的意思，而且这个“利”是指“不顾他人，只求对自己有利”，即我们现在说的“自私自利”。因为他作的论证是：要是王（诸侯国的君主）、大夫和一般士人以至普通百姓，即全国上下所有的人，都只考虑怎样谋取自己的利益，那么“国危矣”。这不明明是在批评这种片面的求利方式吗 接下他还指出，坚持这种谋利方式的人，其贪欲是不会满足的，总要觊觎他人（“不夺不餍”。此“餍”是“满足”义），以致干出遗弃父母（弃亲）、谋杀君主（弑君）这种不仁不义之事。这实际上就是说：只有倡导“先义后利”的求利方式，才能真正谋得利益。这也就是对梁惠王开头提小的“有以利吾国乎”问题的正面回答。这里，孟子完全是在运用孔子的“见得思义”和“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的观点开导惠王。所以他的结语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顺便指出，《左传 成公二年》中记有孔子的一段话：“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可以说，孟子是在运用这个“因果链”，教诲梁惠王应把行仁义作为求利的正确方式与途径，以达到他的“利吾国”亦即“平民”和“固国”的目的。他哪里是、又怎么会一般地反对人们特别是君主谋利！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一句，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翻译为“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便会发生危险了”，将其中的“利”字理解为“私利”，是很正确的，把“交”训为“互相”，则错了。这里，“交”相当于“俱、都”（《书 禹贡》：“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孔传：“交，俱也。”），“征”是“争夺”义，“而”通“则”（本书将多次征引《孟子译注》，以后用“杨译”、“杨注”指称此书的译文和注释，提到“杨先生”也一律指杨伯峻先生）。“万乘之国”是指拥有一万辆兵车之同，这在当时是大国强国；“万取千焉”是说一万之中占有一千，表示“取者”在该国够富有的了。
孟子答话中的两个“亦”字，注家多从杨注：“亦，祗也”，我则以为和梁惠王问话中的“亦”字用法相同，也是加强语气的助词，含“确实”的意味，所以“亦有（日）仁义而已矣”是说：真正行（讲）仁义就足够了（《庄子 德充符》中有“死生亦大矣”句，其中“亦”字就是这用法）。因此，从全章意蕴看，孟子回答的头一句话“王何必曰利”，真实的含义是：“您作为君主何必直接问如何谋利呢 ”这句话的杨译是：“您为什么一开口定要说到利益 ”邓球柏先生在其《孟子通说》（以后简称《通说》）的注释中，也将此句翻译式地注释为：“为什么一开口就讲利益呢 ”不仅“一开口”的意思有强加之嫌，还误解了孟子这样批评梁惠王的着眼点，也即他接下要具体申说的意思的出发点。其实，在“仲尼之徒”那里，“义者，宜也”，即“义”本是指谋利的正确方式，所以对他们而言，义并不排斥利，他们强调义，其目的是否定的：不要舍义谋利，见得忘义。孟子正是继承和发扬这个观点。蒙培元先生在《蒙培元说孟子》中说：“有人说，孟子反对‘利’，其实，孟子并不反对利，但是，利不能成为**原则，一定要和义结合起来，由义来指导。这才是孟子和儒家的义利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以后征引蒙先生的言论，均出自此书，不再作注）这个评论才是中肯的；现在有人这样公平地评论孟子，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说明我国社会确实有了进步，人们敢说几句公道话了。
*后我想指出，杨泽波博士在他的《孟子评传》中说：“梁惠王讲的利，是富国强兵之利，‘亦将有以利吾国’即是征求如何才能富国强兵的办法。孟子很明白梁惠王所讲‘利’的含义，但他认为，这种单纯追求富国强兵的办法是不可行的，根本讲不得，所以才说‘何必曰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以后征引杨博士的言论，均出自此书，且书名简称为《评传》，不再作注）应该说，他对惠王提问的意图，解释得很准确；说孟子的目的是叫惠王不要单纯追求富国强兵，也不错；但此章征引惠王的这个提问，明显仅仅是为了引出孟子的回话，而孟子的回答，又明明是把惠王的“利于”意义上的“利”，“有意地误解”为“利益”的“利”，即是把它同“义”而不是同“害”关联起来，然后论证，“苟为后义而先利”将如何不得了，所有论据涉及的“利”字，则无一不是“利益”的“利”。这就说明，杨博士断言“《孟子》这一章涉及的主要是治国方略上的义利之辩，而不是伦理意义上的义利之辩”，是不够中肯的，可说正好说反了。因此，他作出的推论：“据此，‘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用现代语言翻译，就可以这样说：‘大王，您那一套单纯追求强兵富国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何必要去讲呢 只有行仁政才能使**真正强盛起来，所以要使**强盛只要行仁政就可以了。’”是不足以服人的，给人的印象只会是：“这是强辩，是在为孟子开脱。”孟子不需要这样的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