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否为宗教的探讨
辜鸿铭以其学贯中西学的经历和视野,试图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赋予传统的儒教一种宗教感,以加强其收摄人心的力量。中国儒学或儒教是不是宗教?这就是用西方狭义的宗教概念来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根本难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怎么量,都在似与非似之间。关于儒学与宗教的概念及其社会功能的异同,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他认为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儒家的文化哲学、道德规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人“未能讲其学说变为宗教或等同于宗教,其哲学并没有被普通民众所接受。相反,儒学在中国则为整个民族所接受,它成了宗教或准宗教。我这里就广义而言,而非欧洲人所指的狭义宗教。”[1]辜鸿铭认为传统的儒教在古代儒生那里就是一种宗教,但这一种有理性的人的宗教,即“所有有理性的人对此达成默契、决不谈论的宗教。”[2]这就是说,传统的儒教就是一种以理性为主而能够发挥宗教功能的“宗教”。“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系统,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3]正是由于儒学不是严格狭义的欧洲那样的宗教,但同时又具有欧洲宗教同样的社会功能,所以,辜鸿铭又进一步指出:“就广义而言,我认为儒学、基督教、佛教同为宗教。……儒学与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仍有不同。这不同之处在于,欧洲意义的宗教是教导人做一个善良的(个)人,儒教,则进一步,教导人们去做一个善良的公民。基督教的教义这样发问:人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而儒教教义却是这般提醒:公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儒教认为没有个人的生活,作为个人,他的生活与他人及**密切相关。关于人生的目的,基督教的答案‘是给上帝增光’。儒教则认为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公民。……总之,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企图使每一个都变成一个完人,一个圣者、一个佛陀和一个天使。相反,儒教却仅**于使人成为一个良好的百姓,一个孝子良民而已。换言之,欧洲人的宗教会这么说——‘如果你要信教,你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陀和天使。’而儒教则言到——如果你能够象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臣民那样生活,你就入了教。”[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说佛教、基督教是“个人的宗教或称教堂宗教”,而儒教则是“社会的宗教或称国教。”“孔子对中华民族*大的贡献,是给了人们真正的**观念。孔子正是为了赋予人们真正的**观念而创立了儒家。在欧洲,政治成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孔子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教。简言之,孔子对中华民族*大的贡献,即在于他给了人们一个社会宗教或称为国教。”[5]儒学和基督教、佛教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人的宗教或者称他们为教堂的宗教,而前者是社会的宗教或**宗教。儒学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给人以正确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上升为一种宗教。也就是说,从狭义的宗教概念来衡量,儒学决不是宗教。然而,若从造成的社会效果(即功能)来说,儒学又与宗教是一样的,与基督教、佛教没有区别,而可以视为广义的宗教。
这种似与不似的关系,正是由于中西文化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用其中一个系统来衡量造成的分歧和矛盾。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矛盾呢?从根源上讲,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辜氏又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在欧洲,哲学与宗教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二者是合一的。他认为,哲学是理性的,只满足头脑的需要,而不能满足情感的需要。而宗教是情感的(按西方的概念讲是非理性的),只满足心灵或曰灵魂的需要,而不能满足头脑的需要。正是欧洲哲学与宗教的对立,使“宗教拯救了人的心却忽略了人的脑;哲学满足了人头脑的需要但又忽视了人心的渴望”[6],从而造成了欧洲社会那种恒久的混乱。“辜氏这种情境的理解更全面。辜氏之论之所以正确,除了他在两种环境中生活的深刻体验之外,而且还在于他对中西文化从根源上的把握。这就是他所说的,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着头脑与心灵、哲学与宗教的冲突,而儒学没有这种冲突,二者是合一的。这是辜氏之论之所以深刻的更重要原因。”[7]
在强调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的同时,他认定道德、情感正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良好表征,具有笼罩、统摄人心的巨大魔力。在理想化的描述中,辜鸿铭“告诉”人们(大概主要是西方人)许多关于中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精神的美好的东西,然后作了这样的总结:“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你无法像学习速记或世界语那样去把握它——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心境,或用诗的语言来说,一种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8]在这样的精神境界中,在中国,“家庭简直是人间天堂——作为一个拥有公民秩序的**,中华帝国——是那真正的天堂。天国降临于大地,降福于中国人民。”[9]这显然是他的理想化而不是当时中国的现实。
[1]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2] 辜鸿铭:《呐喊》,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535页。
[3]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4]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5]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6]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7] 邹昌林:《一个迷的揭示——儒学对于中国古代宗教理性化的作用和意义》,国际儒联网站。
[8]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67-68页。
[9]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