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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子》**章 新断句的来历?
二○○○年我在北京,和《中国武警》杂志的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吃饭。我告诉他们我写了两本书《金刚经到底说什么?》和《论语正裁》,都是和南怀瑾先生商榷的。朋友开玩笑说,你再来一本解《老子》的,三教��全了。南怀瑾有本《老子他说》,你来本《老子我说》。话说完,笑完了,酒醉饭饱也便忘完了。
第二年春天,我被解聘回了武汉,突然接好友李寿昆电话,非要我到重庆。我说我没钱,他说他路费住宿全包。到了重庆当天晚上就见了一位大帅哥和一位美女。未等我问,寿昆便向我介绍这是缙云山绍龙观的方丈李一道长和主持吴心道长。我明白寿昆是怕我误会了两位高人。
年纪大了也狡猾了,也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既然是见了道家高人,便说起自己想写《老子我说》。二位道长真是热心,马上邀我到庙里写,一切用度他们供养。我正好没有吃饭的辙,马上答应下来。
真正开笔我就朦了。《老子》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查了无数资料,有多少位专家就有多少种解释。其中有位老专家还说,“道可道”说不通,先秦古文中的“说”从来都是用“曰”、“云”。“道”字作“说”字讲是唐宋话本产生以后的事。我把这个情况给李一道长说了。李一道长告诉我,他们道教内部不是这么断句的,应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李一道长是重庆人,三岁时重病无法**,他爸送他到河北找到一位隐居的道人求医,从此就住在道人家里学道了。后来稍好一点,他太顽皮,爬山又把好多骨头都摔断了,几乎瘫痪,都是那老道人治好的。从此随老道人学道,背《老子》,打拳、练功。一直到七岁回重庆上学,每年寒暑假还到师傅家学习。二十多岁时正式出家当了道人。
关于《老子》,他还告了我许多。他们正一派昆仑宗太乙道,起自金代的肖葆真。他师傅告他《老子》的核心是**章、第二章、第十六章。这一切对我启发太大了。
就**章的断句来说,我以为,“道可,道非,常道”更合乎中国国学的基本观点。《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道”不外人,道却是主宰一切的。人心知“道”了“道”的能力,是“道”给的。“道”在行,人在知。“道”在每个具体人心中该如何显现,也是“道”决定的。人的“明德”是“至善”给予每一个“民”的,使人之成为人,所以是“亲民”,也是“仁”。说是“新民”也对。明德就是每一个“当下”,每个生命的“当下”都是“新”的,从无重复,没有“至善”“道”,“当下”的生命活动无法形成。所以当人们“明”、“明德”时,即思考每一个“当下”时,一定要明白“至善”为什么要在“我”面前显现这个“当下”。其实“明白”也不用,只要你一直细心实践下去,到了一定的时候,“道”、“至善”一定会以“良知”形式自然产生。
既然如此,我们便理解了孔子的教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同时也理解了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只有这样才可以自觉与“至善”相合,与“道”相合。“道”、“至善”没有我们现在这些人间观念。人心若不受这些观念干扰,自然便与道合了。“道”本来和谐,人心也就自然和谐了,人心即道心了,道心即人心了。人心“止于至善”还有什么痛苦灾难呢?再往前走,便快到“圆觉”了。
《老子》**章就是说的一个“知”。所以开篇**句“道可,道非,常道”。人们,你的“知”能在“当下”形成,就是“道”认可了。道不认可,你就无法有“当下”之知。“道”就是“至善”。既然我们每个生命的“当下”认知是“道”、“至善”给的,那么你就不能就“当下”之相说“当下”之相,更不能迷于“当下”之相。要从自心细细品味:在这件具体事情中,眼前的显相。它们是如何“止于至善”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达到了这一切,想不“得”也不行了。“知到精微处就是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了至善的存在、主宰、运动的“不知”,才是真知。
电表的运动,只是为了显示整个电网的运动。“人心”就如电表,是有智慧的电表,也可能是疯狂的电表,但电表只是电表。若从这电表能观到整个电网的运动,便是王阳明的“心包太虚”了,也便是止于“常道”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从《圣经》错译看“明明德”
我是个没文化的人,初中文凭。连初中也是混过来的。数理化是硬凑六十分毕业的。
真要感谢的是我自十八岁起的近二十年监狱生活。我是个浮躁**的人,到监狱想浮躁也浮躁不起来。多亏文革我不在世上。不然不是被人打死,就是打死别人被政府枪毙。
在监狱想坏坏不了,只有读书。当时的监狱只有两类书,马列与中医。我一看便是二十年,一本《反杜林论》让我翻得成油麻花了。
马克思主义真钻进去了,那可是奇妙无比。
据说,学界把《圣经》、佛经、儒经、道经,即公元前五、六百年间产生的这些经典,统称“轴心文化”。以我自己体会,如果你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打底子,一旦钻进“轴心文化”的宝库里,**是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以《圣经》为例。我是出监狱以后才接触到这方面的信徒的,我对他们的宗教虔诚,既感动又无奈。我不相信《圣经》真有他们理解的那么浅薄。我说的不只是普通教徒,而是包括《神的历史》的作者阿姆斯特朗这样的大学者。
这些大学者,一没有东方文化的薰陶,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锤炼,想真懂《圣经》太难。
从“上帝”这个词说起吧。首先,《圣经》古希伯来文版就没有“上帝”这个词,这是英国人、中国人的翻译之误。包括“耶和华”这词也是英文错译的结果。详情可查阅将出版的拙著《〈圣经〉东方解》。
摩西为上帝的使命奋斗了一辈子,*后在耳朵里与上帝对话时,问道:“你是谁?”
上帝的回答的话在后来的翻译中可是太乱七八糟了。中文《圣经》把上帝的回答大半翻成“我是自有永有”“我是自有本有”。请听我的好友希伯来文专家许鼎新教授对此的评价:
‘自有’一词的希伯来文读作‘埃赫耶’(eheyeh),其动词语根读‘哈耶’(haya)含义是‘是’。‘埃赫耶’属**人称,即‘我是’[IAm]。‘自有永有’,希伯来文原文中间加了一个关系代词’who’,因此,‘自有永有’原文直译应是‘我是那位我是’。
古希伯文一翻成英文,极可能是“我是我”。阿姆斯特朗的《神的历史》就是这么说的。可能西方现有的语言很难翻出“我是那位我是”的味道。既否定又肯定,在西方人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起码西方人早期的思维方式大半全是“非此即彼”的逻辑。中文《圣经》诸多版本都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多亏中国的译者大半都有东方古文化的薰陶,这才不得已翻成“我是自有永有”。但是,这明显有点全真教教义的味道,也很象理学家把周易八卦当成宇宙模式的错误。
生命运动只有“当下”。“过去”永远是“当下”的过去,“未来”永远是“当下”的未来。不存在在“当下”之外还有什么先天模式,不存在起始终结,更不存在“当下”之外之上有什么神、佛、上帝。中国人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深刻的辩证因素。中国人不说这是什么辩证法,而是说生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那位我是”不能翻译成“我是自有永有”或“我是自有本有”。因为生命运动,无“本”可说也无“永”可说。一旦这样翻了,就有可能把人引入到追溯并不存在的本源境界,从而导致神秘迷信。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唯中国没有,这绝不是偶然。
人类是靠眼耳鼻舌身意来认知世界的。如果不假思索,会以为人的感觉器官自有认知世界的功能。这是个假象。如果没有全宇宙的统一配合,人的感官一秒钟也不能存在,更谈不上什么“认知”了。任何生命的“当下”认知,都是宇宙能量运动的全息综合,只不过表现为某一个个体而已。用熊十力先生的提法是大海与沤的关系。“是”为指示代词“这”,英文也可以译为“存在”,指的是具体而又具体的每一个“当下”的生命活动。看似某个人的,实际是全宇宙的全息综合。只是在一个可称为“我”的“知”中显了一下“相”。所以正确的回答便是“我是那位我是”。
“我是谁”?就是人们你认知的这活生的“当下”啊,除了这个“当下”什么也没有啊,那还有什么“我”。但这个“当下”的“我”与“是”都不止是“我”与“是”,是宇宙全体他老人家的。宇宙全体运动无法指称,只好说是“那位”。“那位”又是找不着的,只能找着“当下”,所以还是“我是”。
这是国学明明德的入门,也是两千年前所谓圣贤们思维的起点。当然,明白了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就可以完全找到真理,但起码不会骗自己。
从《圣经·新约》看耶稣和保罗的言论,基本上合于这个思路。不知从何时起,在西方人那里,真的有一个“上帝”活了。这个子虚乌有的上帝,成了一切人应该膜拜的对象。
正如佛学的“南无阿弥陀佛”,不知何时需要烧香叩头来膜拜了?其实应知的只是谁闻谁成佛,不存在任何附加。
不能“明”具体事件中活生生的实践的“明德”,而专注于文字表相,不陷入迷信的陷阱就怪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强调这种活生生的“实践”啊!
我以为,当代人如果真想学好“国学”,还是先学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
从《西游记》说“明明德”
吴承恩没有上过中文系,怎知自己写的是“神话小说”?《西游》应是“心话小说”,因为那时“心学“正泛滥。
有人考证,此书是全真教修行蓝本,我看像。台湾人说此书可解《楞伽经》,我看像。高僧说这书是道士骂和尚的,我看也像。
我这人没由头。劝诸君切莫轻看“明明德”。眼睛鼻子耳朵接触外界时的感觉看似十分清楚。返回问自己我的“知”怎么就会见这一切?现在这“当下”能见这一切说明什么?马上就“恍兮惚兮”了。水里抓泥鳅,抓得住捉不住。孔子这才有“日惕夕惕”的明训。只能是“学而时习之”。
《西游》、《红楼》,我总以为他们是在说我的“心”的。活活一面镜子。《大学》说“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后必是“瑟兮僩兮”的“恂慄”不已。面对吴曹二君,我这心里总落不了听。吴君、曹君,咱哥们的“明德”就是这副德性?
对吴君承恩切磋一下《西游记》**回吧:
须菩提祖师对猴子道:“既然是逐渐行来的也罢。你姓什么?”
(董子竹按:人类,就是如须菩提这样的人类,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后也还是要问清其“姓”才满足,不然认知不算完成。难怪太上老君在《道德经》第二句就说:“名可,名非,常名。”佛家说“无明缘行,行缘识”。不落于“识”不算认知。后世的逻辑体系,就是用“名”的无穷无尽的死尸搭起的巍峨大厦。
猴王又道:“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不恼,人若打我我不嗔,只是赔个礼儿罢了。一生无性。”
(董按:原来这猴子早先和他师傅那个“软弱”的不分好坏的唐僧是一路货色。话又说回来,“知”如何有性?它有了自己的性就不能知万性了。本来是白就不知白,本来是爱就不爱了。“爱”本身能爱谁?镜子无色映万物。
祖师道:“不是这个性,你父母姓什么?”
(董按,谁知“明德”的父母是哪个?人们,光有肉身的感知器官是无法形成“明德”的。没光芒看不见,没空气听不见。就是这肉身子一秒钟也离不了宇宙的运动。有一秒钟离了,你连尸首也不是。你的父母能是哪个?
祖师道:“既无父母,想是树上生的?”
猴王道:“……是石里长的……。”
(董按:真彻底,这猴哥是无任何生物特征的石头生的!!这便是中国人的唯物主义。比《物种起源》早了多少年?不过中国人明白只有“知”“明德”才是*根本的生命,《物种起源》把生物器官和生命混为一团了。
祖师闻言暗喜道:“这等说,却是个天地生成的。你起来走走我看。”
(董按:这有什么暗喜的?这猴儿一开始就没有错认定盘星,能知“本来无性”,孺子可教,祖师当然暗喜。但是,如果没有人的智慧也是教不得的,所以要他直立行走。人与动物的区别正在这“直立”。这吴承恩怎么懂了恩格斯的观点?
须菩提定猴王姓“孙”一节,基本是儒家《易》的生命观。接着说的十二字的分派,就有几分矫情了。“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这明显是全真家从佛家搬来的,以“圆觉”—“佛”为归宿。
“好,好,好,自今就叫孙悟空也。”
(董按:猴子有了姓名,“名可”了,心里也踏实欢乐了。生命到了“人”这个层次,“悟”字便是核心了。哲学上叫“自觉意识”吧?西方人不强调人可以*后‘自我’达于“圆觉”,也就只好把自己交给上帝了。西方人不悟“空”,比中国人实在多了。是吧?!
孙猴子当年要学道,也不是花果山穷苦没吃没喝。也不是因为失恋,公猴子不怕找不到母猴子。更不是怕专制没民主自由,花果山没有人王法律,而是怕“暗中闫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
看《荷马史诗》,西方传统没有这种思考。希腊诸神是不死的,希腊人也从不思考这个。那个人见人爱的“海伦”,什么时候都是年轻漂亮的。好像吃了不死药。古希腊人全好像是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如果把李师师演化成海伦,大家一起抢。《水浒》便有了《荷马史诗》的价值了。三打祝家庄多像攻打特洛依城啊!
扯远了,还是回头说人类这“悟”,这便是人类独特的明德运动。一是悟空,二是悟能。悟能就是孙悟空的师弟,扛钉耙的猪八戒。中国文化五千年就是唾弃悟能追求悟空的历史。这么说,以《荷马史诗》为源头的西方文化、现代文明就是猪八戒文化了?
这世界真奇妙。当自以为明了明德的人们不断唾弃猪八戒文化时,他就会越来越“衰败”。但当你只迷恋于猪八戒文化时,又不能不“腐败”。西方人是靠基督文化来平衡这个矛盾的。中国人呢?
《西游记》中悟空、悟能兄弟俩从来也分不开。我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唐僧、悟空、悟能、悟净加白龙马,合五为一才是真正的生命。吴承恩的高明在于,把一个生命的五种组成化为五个人物,一下子把难懂的中国“大学”写成了笔下生花的生动小说了。生命这个东西从无“性”到有“姓”,在“悟”中成圆觉。这是中国文化对明德—生命历程的基本把握和追求。悟能、悟空、本觉、悟净都是跟着这白龙马一起步行运动的,怎么也分不开。倒霉一起倒霉,享受一起享受,成佛一起成佛。“明明德”永远是具体功利事件中的“明明德”。离了猪八戒,成就不了孙悟空。离了孙悟空,猪八戒就真背着媳妇回高老庄了。师徒“五人”一体,一而五,五而一。所以中国人不用找上帝帮忙。
把“圆觉”孤悬世外,只要悟空不要悟能,是宋以后中国文化衰败的根本原因。明人能写出《西游记》,但真懂《西游》的不多。
今天的文化又完全否定了“圆觉”,孙悟空上了电子游戏机,那就能是猪八戒逞雄了。

国学*根本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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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定大发展——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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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公司做成大家的公司——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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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财在“业”外——与企业家聊国学之十三
三说财在“业”外——与企业家聊国学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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