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本小引
初版序
英文版序

走出中世纪
——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
匪夷所思
——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

利玛窦在中国
楔子
利玛窦圆梦
怎样“劝化中国”?
是“拓荒”么?<p>增订本小引<br /> 初版序<br /> 英文版序<br /> <br /> 走出中世纪<br /> ——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br /> 匪夷所思<br /> ——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br /> <br /> 利玛窦在中国<br /> 楔子<br /> 利玛窦圆梦<br /> 怎样“劝化中国”?<br /> 是“拓荒”么?<br /> 渗入王学开拓的空间<br /> “慢慢来”的策略<br /> 目的与手段的倒错<br /> 关于《利玛窦中文著译集》<br /> 利玛窦与李卓吾<br /> 徐光启和晚明史<br /> 晚明的西学**<br /> 何以不能称学派?<br /> 利玛窦和徐光启<br /> 晚明“天学”的轴心<br /> 技术救世的成败<br /> 附：《历史上的徐家汇》代序<br /> 给魏忠贤“造神”<br /> “红夷大炮”<br /> 南明史的一部力作<br /> <br /> 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br /> “空白”引出的疑问<br /> 答疑的难点<br /> 古老学术史的倒演<br /> 王学与西学<br /> 尊朱抑王的奥秘<br /> 南国汉学家的反应<br /> 汉学与西学的相关度<br /> 中世纪特色的回光返照<br /> 隔膜的心态<br /> 汤若望与杨光先<br /> 所谓《不得已》案<br /> 满清首任钦天监正<br /> 帝师生涯<br /> 杨光先发难<br /> 传教士内哄<br /> 满洲权贵支持更愚昧一方<br /> 南怀仁怎样告倒杨光先<br /> <br /> 关于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br /> “真理学”、“清官”与康熙<br /> “一介不取”?<br /> 满清盛世的“小报告”<br /> 年羹尧与汪景祺<br /> 附：汪景祺《功臣不可为》<br /> 戮心的盛世<br /> 附：上引《乙丙���际箸议第九》部分译意<br /> 和珅案<br /> 附：清嘉庆四年正月十五宣布和坤二十大罪的上谕<br /> 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br /> 讲史小说岂是信史?<br /> 满洲文盲权贵的教科书<br /> 荒谬的关羽崇拜<br /> 由清宫到民间的“三国戏”<br /> “你能抵挡他么!”<br /> 马纯上和匡超人<br /> 《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初说<br /> “以公心讽世之书”<br /> 马二先生说“举业”<br /> 文坛流氓匡超人<br />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br /> 跋几份“反洋教”揭帖<br /> <br /> 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br /> 假孔子与真孔子<br /> 近代三种假孔子<br /> “假作真时真亦假”<br /> 信言有征见真实<br /> 阳明学在近代中国<br /> ——由晚清至民国的政见史札记<br /> 关于早年章太炎<br /> ——章太炎著作按语一束<br /> 《明独》<br /> 《读<管子>书后》<br /> 《译书公会叙》<br /> 《视天论》<br /> 《茵说》<br /> 《公言》<br /> 《原变》<br /> 《与梁鼎芬绝交书》<br /> 《<客帝>匡谬》<br /> 《征信论》<br /> 《驳<箴膏肓评>三书叙》<br /> 《<社会学>》<br /> 《序<革命军>》<br />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br /> 《原学》<br /> 《革命之道德》<br /> 《无神论》<br /> 《论诸子学》<br /> 《衡三老》<br /> 《悲先戴》<br /> 《哀后戴》<br /> 《与人书》<br /> 《复吴敬恒函》<br /> 《代议然否论》<br /> 《<齐物论释>序》<br /> 关于晚年章太炎<br /> ——就“五四”后章太炎思想的札记<br /> 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br />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br /> 中世纪将复归吗?<br /> ——《知识价值革命》提出的疑问<br /> <br /> 跋</p>显示全部信息前 言题作《走出中世纪》的这部小书，初次出版到现在，已有二十年。
二十年前，在我正值所谓孔子行年五十而知五十非的年纪。不幸我从来就认为孔子早已属于历史，连同孔子生前总想复兴的古儒学，也早就异化为中世纪的经学，况且中世纪经学诸形态的蜕变过程，同样早已成为历史争论的课题。所以，我从来不敢苟同孔子或儒学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正如我从来不能相信所谓西方文化都属于基督教传统的说法一样。当然，我看自己与看别人，都不会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也在二十年前，我重返中国史学从业者生涯，又近十年，一面教书，一面编书。任教的课程，主要是中世纪的经学史和史学史。而除了与友人合作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主编有关传统文化的论文集等，尚有余力，便用于考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主要希望解答先前我在编校注释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学术论著中所发现的积疑。于是，就有了本书初版。<p>题作《走出中世纪》的这部小书，初次出版到现在，已有二十年。<br /> 二十年前，在我正值所谓孔子行年五十而知五十非的年纪。不幸我从来就认为孔子早已属于历史，连同孔子生前总想复兴的古儒学，也早就异化为中世纪的经学，况且中世纪经学诸形态的蜕变过程，同样早已成为历史争论的课题。所以，我从来不敢苟同孔子或儒学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正如我从来不能相信所谓西方文化都属于基督教传统的说法一样。当然，我看自己与看别人，都不会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br /> 也在二十年前，我重返中国史学从业者生涯，又近十年，一面教书，一面编书。任教的课程，主要是中世纪的经学史和史学史。而除了与友人合作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主编有关传统文化的论文集等，尚有余力，便用于考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主要希望解答先前我在编校注释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学术论著中所发现的积疑。于是，就有了本书初版。<br /> 本书出版问世不久，加拿大的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便选译大半篇章，编成英文版。那经过可见本书初次以中文发表的拙撰英文版序。令我有点意外的，是美、德几位汉学家就英文版发表的书评，注意的**都在于本书有关17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与明清上层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也许由于19世纪80年代末，一名中国学者竟不顾本土已成主流的所谓精神侵略论，而尝试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在当时西方汉学界还较少闻见的缘故吧？<br /> 然而本书初版在国内的回应，更令我意外。初版甫出，我就应邀前往多伦多、印第安纳和慕尼黑三所大学，相继承乏客座讲席。在外转悠一年有半，归来发现案头堆积的读者来信，达数百通。除了已识未识的同行朋友，大半来自不同职业的读者，包括中小学教师、技术人员、医生、工人、农民、警察、基层干部等，他们在来信中或述说读后感，或对拙著的某些说法提出质疑。不过使我惊异的，还是许多来信似乎不约而同，提出拙著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走出中世纪”？<br /> 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作答。我的专业是史学，研究下限止于清末民初。生丁此世，想不关注现状也不可能。但对现状怎么看，是宪法保障的每个公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作为公民的历史学家自不例外。但我向来认为，如果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不能混淆历史与现状的区别，因而以古律今、以今律古或者借古讽今，都必然扭曲乃至背离历史实相。至于有人读史爱好对号入座，那是他的自由，也正如读小说《红楼梦》便自居林妹妹、宝哥哥一样荒谬。但假如自己荒谬，却指斥不合己意的历史论著为荒谬，甚至动用权力，给历史作者加上种种莫须有的可怕罪名，这固然合于秦皇汉武以来禁锢历史思考的传统，可惜正是马克思早就谴责过的文化专制传统。<br /> 所以，我很赞成清末章太炎为批判康有为托古改制论所作的《征信论》《信史》等文的见解，衡量历史作品的**尺度，就是实事求是，信而有征。做到很难，不仅需要**“古为今用”的冲动，而且需要抵制来自权势、**以及种种先入之见的干预。在这方面，假如真愿“以史为鉴”，那就首先不能忘记1958年陈伯达之流鼓动“史学革命”，一路革到“文革”十年，以“夺取资产**霸占的史学阵地”始，到舆论一律赞颂秦始皇终。<br /> 对于众多读者关注本书讨论的“走出中世纪”问题，我是很感动的。当年没有可能逐一作复。但我从中发现，读者们同我一样，都很关心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是怎样的，而不厘清那段历史“是什么”，我们就不明白自己的先辈是如何从中世纪走出来的。而回答“是什么”，正是史学从业者的职守所在。</p>显示全部信息媒体评论n 经学史等于说在中国历史的头，晚清史在中国历史的尾端。朱维铮先生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在首尾相顾之间能够看出很多东西，一结合让我们了解到很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事。我觉得他*精彩的论述，就是谈到利玛窦入华的事迹，以及谈到清末汉学的兴起，它的作用和它跟古代经学的种种关系。真的是非常有趣。
——梁文道“开卷八分钟：朱维铮《走出中世纪》” 免费在线读1.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我们不知道恩格斯在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两千年前中国那个短命的秦朝的历史，可是这话确实好像在评论秦朝统一六国以后的作为。秦始皇从灭韩到灭齐，用了不过十年的工夫，在古代世界军事史上也属于辉煌的业绩。但他能将六国变成过去式的地理名称，甚至能纵容他的将军把几十万俘虏在一夜间从肉体上消灭干净，却没有能力消灭人们头脑中的历史记忆，消灭几百年间形成的唤作诸子争鸣的文化氛围。善于利用君主心理以击倒竞争对手的李斯，借机向皇帝提出了所谓“安宁之术”，即用禁毁图书、控制教育等手段，“使天下无异意”。秦朝虽然很快覆亡，但它开创的中世纪文化的一大原则，就是想方设法防民之口，乃至不容在头脑中异想天开，却被中世纪的统治者竞相采用。从汉晋到明清，列朝法典屡有修订，历代法网也有疏密，但以言治罪、论心定罪的相应律令名例，则从来没有受到忽视或舍弃。不信，请看那繁密的“大清律”以及更加琐细得可怕的所谓“例”。
不错，这种中世纪的独特安宁术，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变得不那么粗野了，表征就是儒术取代了法术，在文化政策上引出一连串反向变异。比如说变不准挟书为鼓励读书，只要读的是君王批准的圣经贤传及其官方诠释。比如说变以吏为师为以儒为师，只要所谓的儒者通过政府的审查或考试被认作具备了教官的资格。比如说变禁止论政为允许谏诤，只要谏诤者获得奉旨说话的特权并且保证“思不出其位”。诸如此类，应该说替思想文化在中世纪的发展，开辟了某种蹊径。但中世纪文化史不是表明，那非但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还随着儒术变得愈来愈精致而愈来愈将思想文化导向绝处吗？因而，那种变异的相反取向，无非是采用另一种策略贯彻“使天下无异意”的文化原则，也就是人们习称的殊途同归。早在这种变异发生的初期，在把儒术提高到统治者格外尊奉的安宁术的过程中，公孙弘和董仲舒，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侧面，对此做出过重大贡献。那贡献，用司马迁、班固都说过的一句话，便可概括，就是“以儒术缘饰吏事”。行事不妨摭拾秦律，包括号称苛法的“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说话则必须奉天法古，就像董仲舒用《春秋》决狱那样。

2.

增订本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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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

走出中世纪
——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
匪夷所思
——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

利玛窦在中国
楔子
利玛窦圆梦
怎样“劝化中国”?
是“拓荒”么?

1. 随想录式的著述风格——朱维铮先生擅长用大笔写小书，他的这部代表作并非大部头的历史专著，而是体例、长短各一的历史札记，轻松易读，也符合他对史学严谨负责的态度，“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话短说，言尽为止”。
2. 诠释学的方法——朱维铮先生解读史料的能力强，能从旧史料中读出差异与新意。擅长“证伪”，将可信的常识证成待解的疑团。
3. 启蒙的立场——朱维铮先生研究的是经学史而不是经学，不再把经学当作信仰的宗教、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他反思90年代风起云涌的保守主义，为传统文化热和尊孔读经风降温，激活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
4.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朱维铮先生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避免以论代史，用预制框架套裁客观事实。
5. 独立自由的学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的一生都在为“纯学术研究”正名。“钻故纸堆”并不意味着忽视现实问题，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读到的是史家的冷眼和士人的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