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学文化摇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园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
反思与期盼
一中国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感言
中国地质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大学,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的大学;是**批准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是以地球科学为主要特色,理、工、文、管、经、法、教、哲、农、艺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她创建于1952年,其前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相关系(科)合并组建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学校于1960年被确定为全国**院校,1970年整体迁出北京,1975年定址武汉,并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78年,武汉地质学院在原北京旧校址设立���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1987年,原**教委批准武汉地质学院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两地办学,总部设在武汉。2000年2月,学校由国土资源部划归教育部管理。
光阴荏苒,我从195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已经与学校相伴走过一甲子,即将迎来中国地质大学60周年大庆。现在学校东区的“四重门”,记载着地大的几次浴火重生,它像凤凰涅槃一样,历经磨难而弥坚,并且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秀辈出,风华正茂,使我们感到欣慰。
2011年正值麻省理工学院建校150周年,该校宣布“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曾就此向正在筹备建校100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致信,建议他们反思大学之道,并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2012年以来,学报(社科版)编辑多次催稿,我想,就以反思为题写一篇短文,应该也算庆祝的应有之义吧。囿于水平,提不出一系列反思,只能提一点。这一点是对是错,将是见仁见智的事,只要能引起注意和讨论,就达到撰文的目的了。
一、大学精神的精髓和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针对当前的教育科研体制及其文化,提倡大学精神尤显必要。现行体制支撑了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迅速发展,但它是有严重缺陷的。行政化也好,评估体系的片面定量化也好,种种弊端归结起来,就是功利色彩太浓,导致当前教育界、科技界许多急功近利现象的产生。我相信从长远来说,现行体制及其文化是要变的。我们朝着改变的大方向做工作,就是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争得先机。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学不仅要适应现实(否则大学活不下去),而且要高于现实,**未来。它的研究应当是基础性的和前瞻性的;它的意见不必完全与当前世俗主流或当政者的意见一致,而应当与**以至人类的长远*高利益一致。教育是培养人才,科研是追求真理,紧紧抓住这两项本质,而不被暂时的地位、名誉、项目、经费所左右,我们就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大学精神。
1970年学校由北京外迁至湖北江陵。1972年,“文革”中受批判、时年已64岁的原北京地质学院院长高元贵受命担任学校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时规定学校要外迁,他组织对迁校建校的调查研究,首先否定了在江陵建校的做法,争取到湖北省委同意在其他地点(除武汉市)选址;后来又经过一年多的踏勘选址,于1974年争取到省委同意在武汉市建校。同时,他又努力收拾人员四散的烂摊子,把学校人员逐步集中起来,争取边迁建、边在北京原址招生上课。这与“文革”时期的教育路线及当政者的政策是顶着的。他这样做是冒着巨大的个人政治风险的,并且在当时一群照章办事的同僚中是孤独的。他自己也很清楚,并曾经说过:“不把地质学院迁校建校的事办好,死不瞑目。”后来由于有人向上反映,高元贵院长由于办“地下地质学院”被去职。我们于1975年整体外迁。当他离开武汉时,有上百名教工自发到车站送行。在1992年庆祝建校40周年的大会上,唯独84岁高龄的他出现在主席台上时,**数千师生员工起立,鼓掌欢呼长达数分钟,可见公道自在人心。那时的学校虽离开北京,仍得以在比较好的环境下重建发展,高院长功不可没。正是因为有高元贵、池际尚、杨遵仪等一批建校元勋前赴后继的奋斗,才使地大精神薪火相传。今天我们缅怀他们,高山仰止,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们地大要就是要少一些急功近利,多想想地大的长远发展,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守护住“培养人才,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让地大像一座灯塔,向社会发射大学精神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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