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教学与研究初探》:
国内知名学者黄德先(2010:46)定义了翻译研究转向的谱系,他认为“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研究应该可以追溯到70年代早期的多元系统论,兴盛于80年代的描述翻译研究与德国的目的与功能理论,90年代初的文化转向,以及之后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出现于社会与理论大变革的60、70年代,文化再次成为学术关注的对象。多样化的翻译实践活动,构成了我们当今复杂多样的翻译观念。结构主义语言学未能使翻译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霍姆斯的学科蓝图奠定了学科的成立,以鲁汶团体为核心的文化途径研究群体的形成,促成了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与翻译研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 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所做的“超越解释”(Beyond Interpretation)中提出的改写,经由杨周翰而介绍给国内。“翻译、批评、改写、模仿都是‘重写’。海涅在纳粹时代,在西德和民主德国都被‘重写’,文选也是重写,重写使得文学作为一个体���能够前进,使文学体系发生变化和变迁”(杨周翰,1986:6)。笔者梳理了翻译文化转向的几个重要流派,以供学生参考。笔者将**介绍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图里(Toury)的描述翻译研究、德国翻译目的论与功能理论、霍恩比(Hornby)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勒菲弗尔(Lefevere)的翻译改写理论、韦努蒂(Venuti)的归化和异化等。
一、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
黄德先(2010)系统地介绍了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他认为佐哈(Even Zohar)早在70年代已经尝试把多元系统论应用于文化研究的范畴,1990年之后全面转向文化研究。佐哈(Even Zohar)认为自己做的文化研究(cultural research),不同于英美等学者所称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多元系统论关注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动态,针对的是文化的异质性与复杂性,而英美的文化研究学者对此并不关注,他们所谈的多元文化主义都是基于意识形态前提,而不是基于对现有情况的调查(Even-20har,2008:lnterview)。这也促使佐哈(Even Zohar)再次修正多元系统论。1997年,佐哈(Even Zohar)将多元系统论中涉及文学和翻译的内容几乎全部删除掉了,并把文学替换成为文化,使多元系统论从1990年的8000多字减少到4100多字,从而使其成为“适用于整体文化研究的理论,而不再限制于语言或文学领域”(黄德先,2006:58)多元系统论从一种解释文学翻译的翻译理论,转变为一种解释文学系统的文学理论,再到一种文化理论,其研究对象的一次次扩展,实际上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文学、文化的认识。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论引起了翻译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们纷纷译介、评论和运用。很多翻译学者谈到现代翻译研究总是要从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论说起。整个80年代被称为是多元系统论的时代,如图里的描述翻译研究、勒菲弗尔的改写论、赫曼斯的翻译操控论等,无不是建立在对佐哈(Even Zohar)理论借鉴和批判的基础上。对“**翻译”“**译者”的数千年无休止争论,终于在80年代佐哈(Even Zohar)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些不**、不对等、不忠实的翻译,不是因为译者对语言的滥用,不是因为他们品行不端造成的,它们的存在与目标语言的文学、文化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佐哈(Even Zohar)反对以价值判断来选择研究的对象,用于翻译也就是说不以先验推衍出的标准来评价翻译,翻译对等与否,是目标语文化系统的**与边缘因素影响的结果,不把原文看作评判“什么是翻译”的**标准,这也就颠覆了本质主义的翻译观。这实际上改变了看翻译的视角,从目标语的一方来看翻译,把现实中实际的翻译看作已成的事实。佐哈(Even Zohar)提升了翻译的地位,特别是文学翻译的地位,不再把它看作是附属于原文的次要的复制品,而是一个有自身特性的独立的系统,甚至可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地位。佐哈(Even Zohar)的研究挑战了把翻译看作次要系统的普遍观念,借用系统与层级概念探索翻译在文化演进中的作用,翻译文本是如何选择的,译作如何采用目标文化中的文学与社会规范等提出新的见解(Gentzler.2004:166)。翻译文学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作为独立实体的翻译,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研究对象,翻译研究这个学科的建立才有了可靠的依据,它可以不再依附于其他领域,如语言学、比较文学,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这一点上说,霍姆斯规划了翻译研究的学科蓝图,佐哈(Even Zohar)则是**个把蓝图变成现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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