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第二版）》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

内容提要

本书初版于1992年，于2012年修订再版。如作者所述，本书并非一部考据葡萄牙亚洲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实细节的作品，而是旨在提供一种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综合分析的图式。从1992年到现在，这种图式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但依然经受了考验，并未被后来的研究成果超越。全书共分十章，既历时性地讲述了葡萄牙到来之前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葡萄牙自身的**和社会结构、葡萄牙创立亚洲帝国的模式、逻辑及其兴衰历程，也具体地分析了葡萄牙亚洲社会的不同社群，*后的结论部分则对传统的观点提出挑战。从方法论上，作者突破了单纯的亚洲史和欧洲史的视角，而是要求将葡萄牙的亚洲事业放在全球史的视域中考量，使得本书具有全面性；同时作者也反对模式化的解释，使得本书具有穿透力。因此我们了解到：早期近代亚洲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精英的流动，自身已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葡萄牙在亚洲的地位被荷兰、英国取代，也绝非简单的“中世纪”被“近代”战胜的历史神话。

文章节选

译者序
第二版序言
**版序言

导言葡属亚洲的神秘面孔

**章早期近代亚洲：地缘政治与经济变化
15和16世纪的**
精英们的流动
朝向一种分类学
长期趋势
第二章葡萄牙**与社会，1200—1500
君主与**
寻找城市中产译者序 第二版序言 **版序言 导言葡属亚洲的神秘面孔 **章早期近代亚洲：地缘政治与经济变化 15和16世纪的** 精英们的流动 朝向一种分类学 长期趋势 第二章葡萄牙**与社会，1200—1500 君主与** 寻找城市中产 重商主义与弥赛亚主义 总结 第三章两种模式及其逻辑：创立帝国，1498—1540 早期探险 从阿尔梅达到阿尔布克尔克：定义**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科摩林角以东 1525—1540年葡萄牙在亚洲活动的逻辑 走向“危机” 第四章 16世纪中叶的“危机” 若昂三世的政策困境 萨家、索萨家和卡斯特罗家族：危机中的葡萄牙亚洲官僚 世纪中叶的争论 远东解决方案 1570年的葡属印度 第五章陆海之间：重定方向，1570—1610 贸易与征服：西班牙的视角 西班牙、葡萄牙与大西洋转向 围绕全球 “土地”问题 海洋的挑战 特许权与统领 衰退之始？ 第六章退却中的帝国，1610—1665 亚洲的政治重组，1570—1610 沙廉和霍尔木兹：退却的开端 改革及其后果 多难的十年：1630年代的葡属亚洲 光复、休战和失败，1640—1652 退却完成，1652—1665 亚洲人、欧洲人与退却 第七章利基市场与网络：驻留原地，1665—1700 好望角航线与巴伊亚贸易 葡属印度的兴衰变迁：从果阿的视角看 莫桑比克、莫诺莫塔帕和普拉佐的创设 孟加拉湾的葡萄牙人 在远东生存：澳门与帝汶 葡萄牙、荷兰与英国：对比 第八章葡萄牙人的亚洲社会Ⅰ：官方领域 人数问题 “已婚定居者”的世界 贸易网、财富和庇护 “葡萄牙人”与“外国人” 单身汉的兴起 对葡萄牙的影响 第九章葡萄牙人的亚洲社会Ⅱ：边疆与远境 叛教者与叛乱者 雇佣兵、火器和第五纵队 改宗者与被庇护人社群 从葡萄牙到亚洲的大移民？ 第十章结论：在强盗行径与资本主义之间 显示全部信息媒体评论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对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亚洲帝国的经典研究已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该书坚实地立基于对葡语史料的娴熟掌握和对亚洲语境的深刻理解，以丰富的洞见和自如的清晰，描绘和解释了一段长期被无知、偏见和误解遮蔽的历史。 ——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 A. R. 迪斯尼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给我们提供了对早期近代葡萄牙亚洲帝国的一个练达的综述，一项对葡萄牙和亚洲在16世纪和17世纪复杂互动的启迪性研究。该书对所涉领域进行了完全的重新定义，这也是为何它写于20年之前，却能克服自然“老化效应”的原因。 ——欧盟大学研究院若热•弗洛雷斯免费在线读在强盗行径与资本主义之间
在17世纪早期，一艘来自欧洲的船只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遭遇了海难。幸存者中有一群后来哗变了，他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信徒，这一团体认为既然上帝创造万物，万物必然皆善，恶就不存在。懦弱的船长乘小舟逃跑了，哗变者控制了船上的幸存者，他们后来杀死了大部分的男人，女人则留下做小妾。*终，上级部门派出了一支远征队，由原来那艘船的船长带领去镇压哗变；大多数哗变者被杀，还有一些被放逐荒岛。这群人究竟是欧洲哪国人呢？这一事件中他们没有姓名和头衔，所以很难猜测。是这一时期偏离航向的意大利或法国探险船吗？这些船经常在马达加斯加、马斯克林群岛（Mascareignes）、苏门答腊等地遭遇不幸和混乱。他们是不是葡萄牙人，而这是18世纪早期编写并于里斯本出版的《海上悲剧史》（História Trágico-Marítima）的节选？抑或他们是英国人，而这个故事是后来出现的赏金猎人被歪曲的先驱？事实上他们不是以上任何一国人，而是荷兰人。这艘船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号，于1629年在澳大利亚西海岸附近的阿布罗霍斯（Abrolhos）群岛遭遇船难。船长弗朗西斯科·佩尔萨早些年曾是荷兰驻苏拉特的代理商，以编年体这种当时在荷兰并不流行的形式，写下了关于莫卧儿帝国史的鸿篇巨作。他后来声称巴达维亚号的船难是上帝对哗变者的报复，并*终在审判席上直面哗变者头领杰罗尼穆斯·科内利斯（Jeronimus Cornelisz），下令先砍下他的手，再吊死他。 17世纪在亚洲的欧洲人中，这样的行为和事件屡见不鲜，常被历史学家们有选择地讲述。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它们带着典型的中世纪式残酷，甚至——就这起哗变本身及其意识形态而言——是非理性的。*重要的是，它们无法与荷兰人朴素、理性、加尔文主义且精于算计的形象相契合，这种形象在关于该时期的历史写作中随处可见。这一整个插曲显然更能嵌入西班牙或葡萄牙扩张的历史图景。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事实是，我们赖以写作史书的史料并非总会确证历史学家们的偏见。关于葡属亚洲的写作中偏见太多，既有葡萄牙民族主义史学家的，也有亚洲人、非洲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其中一些可以被迅速丢弃，基于它们要么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葡萄牙人在追求超验目的和价值中的“普世使命”（universal mission），要么时代错乱地将现代国际冲突的模式套在16世纪。但其他一些视角值得深思，因为它们植根于对诸体制的比较研究，在当今历史学家中广为流传。韦伯式解释仍是研究早期近代亚洲的葡萄牙人的主流解释。该解释路径受到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决定欧洲诸民族历史的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区分的启发，声称就像南欧其他**，这一时期的葡萄牙在制度和心智上，都比北欧（尤其是新教**）远为更接近亚洲。尽管葡萄牙人比亚洲人更为精通海战，但他们与亚洲的相遇很难产生丰富的创造力，因为二者的体制都仍属于前现代的旧世界。更重要的相遇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人、荷兰人与亚洲之间。以上概述的观点并非韦伯本人清晰表述的（尽管可想而知他会赞同它），而是出自一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华横溢的荷兰社会学家凡·勒尔（J. C. van Leur）。他的比较视角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