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与崇德人文(论文集)》:
三、“理学在明清之交终结说”质疑
理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六七百年内作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说明它从总体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关系的需要,当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明清之际的社会变革,导致学术思想界产生具有社会批判性质的进步思想家和不同于空谈心性的经世思潮,黄、顾、王、颜等思想家,对宋明理学(或程朱、或陆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其思想中也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启蒙因素。但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毕竟十分微弱,作为这种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反映的某些市民思想,在他们的思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思想体系仍属于传统儒家范围。被称之为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的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只能说是理学家对理学的总结,绝不能作为理学终结的标志。清取代明,只是封建政权的更迭。清朝统治确立后,吸收汉族传统文化,仍以孑L孟程朱之学作为其统治思想,而且尤其推崇朱熹和程朱理学,使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之势。清代理学家,虽对理学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与创造,这是因为程朱陆王都着重于“内圣”——心性理学体系的精心构建,后��的理学家很难再有所推进与创新。但他们在“内圣外王”之学的“外王”方面,毕竟结合当时的时代特色而有自己的贡献。正像余英时先生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所说:“我们早已不知不觉地将道学或理学理解为专讲心、性、理、气之类的‘内圣’之学。至于推明治道的外王之学,虽非全不相干,但在道学或理学中则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①但在余先生看来,“外王”方面也为程朱等非常看重,他们构建“内圣”之学,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明道治世”的根本目的。因此,也不能说清代的理学家在“内圣”方面没有什么创新,就证明其已走向尽头。其实,理学随着封建帝制的终结而终结,是自然而然的事,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明,而在其因尚有存在的根据而作为客观存在时,却要证明其“是决定的终结了”,既与事实不符,也不能令人信服。
事实既如上述,为什么学术界却长期存在着“理学在明清之交终结”的说法呢?笔者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此乃思想认识上的一个误区,造成这种误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是对理学在整体评价上有偏颇,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二则是割断了明清之交涌现的王、黄、顾、颜等进步思想家的学术思想渊源,只看到他们与宋明理学的区别,而忽略了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三则是混淆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以政治批判代替了学术上的具体分析与评价。这里有必要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及思想认识上的变化。
笔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学术思想史领域,在迈入学术思想门槛之初,当然首先要学习阅读与之相关的中国思想史界大家前辈的著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如侯外庐、杜国库等名家的著作,以作为人门的津梁。而在这些大家前辈论及朱熹及宋明理学的著述中,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即是:朱熹及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居正统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彻头彻尾的客观唯心主义,既是捆绑和束缚劳动人民的绳索和工具,也是历代反动统治为维护其统治而“涂抹的圣光油漆”,必须认清其反动本质,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另留下的深刻印象则是:朱熹及宋明理学受到历代进步思想家的批判与抵制,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经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的激烈批判,“理学是决定的终结了,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虽然有人企图把它再新一下,究竟是过时的果实,变了味”。当时,这些属于主流意识形态且具有权威性的论述,确也为多数青年后学所信服与接受。如此以来,朱熹与程朱理学的研究便几乎成为禁区,即使是有人撰写有关朱熹的著述,也只能是批判与否定,很难予以客观而科学的分析。难怪有学者指出:“‘五四’以来,朱子更为知识**所唾弃。此为不合潮流,我国贫弱,皆由朱子之故,于是耻谈朱子。由1949年至1963年十五年间,据笔者调查,谈朱熹者只有论文五篇,书一本。”这里,就1949年后的十几年内国内研究朱熹状况的调查统计,不见得准确,但确能说明这段时期内,学界对于朱熹的研究多不敢问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