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收录何士光先生的长篇小说《某城纪事》。在包产到户政策正式执行之前，贵州偏远农村已有包产到户的实际试点，在其时的大背景下，对知识青年下乡这一题材进行铺展，所涉知识青年、官员、农民等人物各有其强烈的时代印迹，有变革中的单纯和矛盾，织成了一幅关涉知识青年命运的世相图。全书基调弥漫忧伤，阳光耀眼，远处却有雾岚浮动，让人觉着如水凉意。

一 从省城北上的早班火车，在正午过后不久，把汽笛拖得长长的，驶进了途中的**个大站，重重地喘息着，晃荡了几下，*后停下来，开始往站台上卸下大批的旅客。 这正是一九七五年的三月末尾。 要是匆忙地赶着上下车的人们，能够猛然地在那么一个瞬间抬起头来，就会发觉阳光原来已经那样明亮，春风正一阵又一阵地掠过站台，把纸屑吹得窸窸作响，把灰尘掀起来。我们的前人说：“大块载我以形”；我们置身的大地是不会怠倦的，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把时令代谢着了。 ……站台上冲撞和喧嚷得厉害。上车和下车都同样拥挤和困难。为什么老是有这样多——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愈来愈多——的人，挤在车厢中和守候在站台上?这是很费解的。人们都风尘仆仆，焦急不安，急于上去和抢着下来，在车门那儿努力地、却是徒然地僵持着，以至值勤人员怒气冲冲的吆喝显得那样无力，那样多余。 这当中，一个年青人挤到了车厢的门限那儿，等他前面一位扛着一只沉甸甸的麻布袋的旅客挤下车之后，他便一手紧紧地握住车门的扶手，抢到那个出口，奋力把两三个乘势挤上来的人抵挡住；同时，他微微侧过身子，把他身后的一个姑娘的手拉好，一同跳到站台上来。他们留下的空隙，立即被别的人填得严严实实的了。 从人群中推搡着出来，他们在一个水泥灯柱旁站住。 “玉君，挤着了吗?” 年青人把一只浅灰色的人造革挎包往肩上挂好，问那姑娘。 姑娘用手掠开一缕零落到眉上来的发丝，微微地摇了一下头。 这时可以看清楚，年青人很清瘦，疲乏中依旧显出一种年青人的风姿。姑娘呢，长得很匀称，容貌秀丽柔和，使人一望之下，即觉得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 他瞥了一眼那拥挤不堪的出站台，说：“我们等一会吧。” 姑娘仍不出声，只是点点头，稍微挪动了一下脚步，站到他的身边来。 人们出站出得很慢。检票口控制得很严，时时故障起来：有人被扣下了；有人的竹筐被打开了，里面有不准捎带或超量捎带的商品；有人在大声地辩解——又有人在厉声地训斥他；一个戴红袖套的女值勤人员，则始终握着一只半导体的话筒，站在铁栅旁边，对所有的人呵叱着；……而火车依旧喘息；一道铃声尖厉地响起来了；不断有人沿着站台边缘奔跑，脚步声噼噼啪啪地响；还不断有人在呼唤。 但终于，站台又慢慢地沉寂下来。那些成“丫”字形而支撑着棚架的柱子，一道接一道伸延出去的栅栏，小方块的水泥砖铺成的地面，在人们走散之后，都静静地现出来了。 “现在，”年青人说，“总可以该我们了。” 验过票，从车站出来，他们望见了一个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 “这就到了吗？” 姑娘轻声地问，青黛的双眉底下的眼睛里，有着迟疑犹豫的神色。 “我想，是的吧。”年青人回答说。他的嘴角浮起一个嘲讽的微笑，接着说：“不至于不是吧。” 他站住，微眯着眼，瞅着前面的那一片街市。姑娘没有再说话，但也停下步子，把原来微微低着的头抬起来。 市廛被淡淡的阳光映照着，有轻雾在蒸融，春风兀自地掠过那些高高低低的屋顶和瓦檐。 他偏了一下头，淡漠地说：“玉君，……看来，我们和这城市有的就是这样一点缘分：此情、此景。” 姑娘听着，看着他，不作声。 近处，一辆满载着火车站出来的旅客的公共汽车，轰响着驶走了，留下一团浓烈的油烟，被风吹散开来；那浅蓝色的车身不知从多久起就沾满了泥浆，后窗的玻璃脱落了，从那儿清楚地现出乘客的帽子和后背。一些似乎对乘车失望了的人，也开始离开麇集在路旁候车的人群，步行往市里去。 他扭过头问姑娘：“你说，我们要不要乘车呢？” “……我们，慢慢地走吧。”姑娘回答说。她的声音很轻，像怀着什么惧怕。 他们顺着尘土很多的大街往前走。 “我觉得，玉君，你好像有一点不舒服。” “不，没有……” 他们混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混在不绝于耳的汽车呜呜声和自行车的叮当声之中了。迎面驶过来的自行车中，有一辆又快又轻佻；她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这不是因为烦闷和无聊，还会是因为什么呢？”他说，等着自行车歪斜地从近前划过去。“但也许，你是饿了。昨天**你都吃得很少。要不要找一点东西吃呢？” “不，不，……不是饿。”她说，“我们走吧……” 他们继续往前走。开始，年青人似乎着意地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的街市，但不多久，他便显得疲倦起来。 “玉君，”他懒懒地、若有所思地说：“你觉得怎样呢？‘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只要瞥上一眼就够了。依旧不过是一间一间接下去的房子，大大小小的铺面，窄窄的街道和拐角，加上竟日来往不歇的人们，不过是这样罢了。对了，再有，也无非还是贴下去、贴下去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战斗的铜管乐，一个版面、两个版面的社论，报告我们在一切方面的伟大胜利。……真是出奇的熙攘，而又异常的寂寞。都一样，都一样的……” 姑娘抬起头来，望着他，那明净的眼里似乎有一种无言的请求。 但他还是把话说下去：“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要走到这陌生的街头来呢？为什么呢？真有什么意义吗？真有什么必然性吗？——玉君，你好像累了，要不要歇一会呢？” “不，不要紧……” 后来，他们走到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年青人坚决地停住了步子。 “不，玉君，你一定很不舒服。” 他聚拢双眉，用他的很炯锐的目光直视着她的眼睛。 她垂下眼帘，低下头，承认了： “……我觉得心里不好过。也许是坐了车吧……”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说话时也微微地喘气。 他说：“我们歇一会。” 但没有什么地方可供他们歇下来。十字路口是很嘈杂的，满是攒动着的面孔和背影，形形色色的地摊。往人丛中现出来的缝隙一瞥，便看见奄奄一息了的生葱，沾了泥污的鸡蛋，标记很华丽的瓶装酒，劈开的腌肉，用稻草缚了爪子而显得那样孤苦的小公鸡，冒着热气的炸酱面条，小虾子和花生米，半新的料子上衣，油污的齿轮，弹子亮晶晶的轴承……，是一处违法的、虽被严厉地驱赶却像阴魂一样不散的市场。 他牵引着她，试着走到离他们不远的一道檐下。 一个穿棕色上衣的女人跟上来，在年青人的面前晃动着一包前门牌香烟。“要吧？”她说，那是在商店里见不到的一种牌子。 年青人摇摇头，谢绝了。 “那么，”那女人凑近了说：“这个有没有呢？”她伸出另一只手，把拇指和食指轻轻地碰了一下。 年青人笑了，说：“可惜，这个也没有。” “有的是什么呢？”女人问。 年青人更开心地笑了：“真是对不起。你也把我看成资产者吗？可我真是一无所有。” “仲连，”姑娘拉了一下他的衣角，忧心地说：“我们还是走吧。” 他收住了笑，沉吟了一会，终于说：“看来，也只好是如此，早一点找到建民。” 他们又沿着那窄狭不平的人行道往前走了。 “张建民，朝阳西路……职工宿舍，三栋二单元，三楼七号，”他掏出一个小小的记事本来念道。“……这可是在哪儿呢？” ……倏地，一阵风从拐角那儿吹来，扬起一片风尘。他挽住她，背过身子。风把壁上的标语吹落了一张，那是一方褪了色的红纸，看得清是一个大大的、黑体的“斗”字，飘荡着，落在姑娘的脚边，又往前滑，在路面上飒飒作响……
三楼七号房间。 这是一个狭小的单间，被一幅蓝底绛花的塑料幔子隔成大小不等的两半：一半放卧床，一半放桌椅和所有的杂物。 一个男人懒懒地倚在一张椅子上看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端庄的女子在收拾屋子。她打开窗页，屋里比较地亮起来。 “几点啦？”她问。 他随手丢开报纸，打呵欠：“看报上这些提法，厉害得很呢，上头又怕要有变故。——咦，这屋子像亮一些了？……十二点多了。” “说起来呢，这屋子早就该收拾一下了。” “当然啰，”他喃喃地说，“收拾一下……” “这家，像一个什么样子呢？”她继续擦窗子，并不看他，显得有抑止着的火气。“你说你那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要来，多久来呢？我忘了，他叫什么？” “谢仲连。” “他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 “哼，……你就像只会说不知道。” “嘿，”他把身子坐得正了一些，“你这个人才怪。他信上没有说嘛……” “好，好，我不和你说。”她的声音提高了：“十二点多了，要做什么就做；老是坐着、坐着。” 他淡淡地说：“做什么呢?” 他是一个三十三四岁的男人，双肩宽阔，身板厚实，头发多而蓬松，黧色的脸上配着一副黑色宽边的眼镜。他就是张建民。 “嘿，”她叫道：“你倒来问我做什么。上街去逛一逛，看能不能买到一点菜，行不行?别的人家，谁不是一大早就上街?要不，晚饭吃些什么呢?都往自由市场上去买，哪来那样多的钱?这家，像一个什么样子呢?别人家……” 她认真地说着，看起来心中像有不少郁积。他抬起头，露出一点恼怒，但并没有爆发，随即变得茫然起来，一声不响，决心听凭妻子徐萍把话说下去。 这时，有人从打开的门那儿探进半截身子来：“呵，在打扫屋子?” 徐萍回过身来：“严大叔?请进来坐。” “好的，我就坐一会。” 进来的是同一层楼的邻居，老工人。他五十多岁，瘦瘦的，戴一顶黑呢帽，颧骨很高，架着一副老式的、圆圆的眼镜。 “严大叔没上班?”徐萍殷勤地问，显得贤淑温婉。“——啊，是星期天呀，你看我这人。” “是星期天。”严大叔同意地说，往徐萍挪过来的一张椅上坐好，接着说：“你们想想看，今天一大早的，我就跟谁搞斗争来着?” 不等回答，他挺直腰板，扬起他细细的脖子来： “是的，我就要对她说：‘同志，’——我叫她同志——‘你别这样欺侮人。你这位女同志是干什么的?你是**工作人员，你卖蔬菜，这就是售货员嘛。这就该怎么说?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她怎么说?她说：‘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好得很。‘我，难道不属于人民?’我说。” 张建民：“……” “哼，查我的三代吧。查吧，看有一点问题没有?运动初期，还有后来清理**队伍，就算是厉害得很，我严老头又让谁抓住一点毛病?我做了一辈子工，过去伪政府时候是做工吃饭，现在也还是做工吃饭。” 徐萍：“说起来呢，也还该多有两张椅子……是啦，严大叔。” “是呀，”严大叔继续说：“我问她：‘可你干吗理也不理我?我是**敌人啦?’‘不是对你说：卖完了?’她说。好得很。我说：‘我先来，站了半天，你一直给别人称菜，就惟独不称给我。而芹菜，我看见的，在那桌子下面，还选好了，放着一大堆。’你们想想看，她怎么说?她把头一扭，说：‘一大堆’，有，怎么样?留来开后门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想想看，你们想想看。于是我说:‘这可不行。’‘不行？’她说，‘你去提意见好了。贴大字报，找领导，随便你。我见过的。谁不在开后门？别人开的后门还大得吓死你。我这一点点哟，你以为我在怕？’她就是这样说。是的，我就要对她说：‘同志，’——我叫她同志——‘你……’” 徐萍擦完了窗子，绞着揩布，走近张建民：“……街上要是有什么好买的东西，就买一点来准备着。” “准备？”建民不解地问：“准备什么？” 徐萍瞥他一眼：“你说呢？——莫非你空着两只手，能到别人家里去？” “唔、唔……”他醒悟过来。 “是嘛，”严大叔说：“我就是要对她说……喂，喂，老魏。” 一个矮胖的老头，正低着头从门前的走廊上走过。那是魏大伯，也是邻居。 “不进来坐坐？”严大叔喊道。 “不啦。” 但魏大伯被严大叔起身去拉了进来：“聊聊天嘛，怎么，好像有几天都没有见你了？” 徐萍：“魏大伯，没有上班？——啊，是星期天呀，你看我这人，才说过一次。” 建民也说：“魏大伯，你坐。” “老魏，你想想看，”严大叔把老魏压在椅子上坐好，说：“今天一大早的，我就……” 老魏突然长叹了一口气：“又坏事啦。” “什么？”严大叔吃了一惊。 “有一关通不过。” “什么关通不过？” “叫食品仓库赵什么家的儿子，把名额占去啦。” “呵？” “还不说，他的一个远房的侄子，正负责这次招工的事……” “究竟是什么事哪？” 徐萍对建民说：“有什么好买呢？还是只有买酒吧，别的我们也买不到、买不起。我们不是还有几张工资券？一瓶酒要收几张工资券呢？” “我去问，去问……” “不够，就借几张，以后再还吧。” 严大叔提高了声音：“究竟是什么事，老魏，你可说话呀。” 魏大伯抬起头来，直愣愣地望着前面——望着桌上的那一只彩花玻璃杯：“我那儿子，你是知道的，下乡已经五年啦，知识青年嘛。同他一道去的，差不多都已经抽回来，工作了……” “呵，”严大叔恍然大悟，“是的……这就该……” 门外，一个男孩大声地叫着“呜——呜——”，推着一只装有小铁轮的自制木板车，奔跑过去。一只被车惊吓了的鸡扑打着翅子，逃进屋来。 徐萍挥着揩布把鸡吆喝出去，却在门那儿碰到像一阵风一样跑来的李志坚。他是青年工人，住在左面一栋楼里。 “对不起对不起，徐姐，”他一面道歉，一面径直走进屋里：“老张，打牌，三缺一，就差你啦。” “唔，唔……” 但小李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张图纸来，打开，递给建民：“你不是说要做两把折叠椅？这是才托人带来的新式样，——你比较比较；我上个月做的那几把，看来式样又嫌旧了。” 张建民接过图纸，并没有表示出热情，看了一回，说：“我看……过一阵再说吧。”略一停又才说，“已经吹出了风，用厂里的材料做私活的太多了，要整治一下呢……” “那不要紧。”小李在窗台上坐下来。“要整治，那人就多得很。要缴出来，就从头头们先缴起，那我也不在乎。不然，怕也就不那么容易。” 建民迟疑了一会，说：“不过，小李，你也要知道，有的时候，别人吃了一袋盐也没有咸着，你只吃了一两呢，却咸死了。难说啊，还是注意一点的好。” 小李一摇手，跳落到地上来：“你们知识分子嘛，现在就是胆小怕事。” “我？”建民慢慢地摇头，“算什么知识分子啊……” “哎，”魏大伯也叹气说，“这一次，又落空啦。” 小李扭过头问：“什么落空？” 魏大伯没有回答，大家也没有说话。 “呜——呜——”小男孩的车又往回开过去了，鸡又咯咯地叫个不停。 这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门限那儿。

何士光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是贵州文学的一面旗帜，其创造的获奖记录贵州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chaoyue，但是何士光先生的著作出版比较混乱，极不成系统，本次出版何士光文集，既是对何士光先生创作的一次整理，更是对其广大读者的一次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