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西文化观》初版于1924年初，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全书共分四卷：**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辩》，第四卷总解释，属通论性质，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

**章 以人的意欲为文化的根源及意欲方向不同产出文化即异之错误
梁漱溟先生在第二章三十四页上说：
我以为我们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有方法，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向的怎样不同，你只要从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了然。
（甲）他拿“民族生活的样法”来解释文化——虽然他说的那种民族生活的样法是已有文化的民族生活之样法。然则仍旧不免令人怀疑到无文化的民族生活之样法，就不算样法么？或是说不算生活么？我以为不甚妥当。因为无文化的——渔猎时代——民族生活，也有个样法，可是断不能说他有文化。文化这件东西是人类生活演进后而有的。这一点关于求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也很重要。因为文化之由来，以空间而论是多方面的，就时间的关系说当从初民起。似乎不可把民族当渔猎畜牧时代的生活样法置之不问。民族当文字未有以前的那些歌谣、幻谜、瞎��、小说故事等类，包含着民族*初与自然现象接触时得到的惊奇，真美的天然环境的现象和真诚的人情实事，极形丰富。这些东西由民族之*初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直传到文字产生及学校与家庭教育至相当的程度后，他的痕迹还存在，而其情境早已深人民族脑中为遗传的东西了。他于后来构造文化有莫大的关系。我以为，与其说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不如说文化是辅助生活的方法。
（乙）拿没尽的意欲和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来解释生活，我也以为不很妥当，因为人类的意欲是生理之要求借神经系的一种表现，所以有时神经系受了病，而意欲也随之失了平常的作用，可是仍然生活。让一步说，即令生活是没尽的意欲，但是也应分别人类、下等动物与植物。而梁君有时似乎是专指人类生活而言，有时似乎是指一切生活而言，弄得使人莫明其妙。请看他（在七十一二三页上）生活之说明道：
生活就是“事的相续”……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真异熟果”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功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这时有一种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所谓“现在的我”。这个“现在的我”大家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一活动。是与已成我——物质——相对待的……所谓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奋斗……“前此的我”为我当前的碍，当前为碍的东西，是我的一个难题。所谓奋斗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的。差不多一切有情——生物——的生活都是如此，并不单单是人类为然。
我们看了这段“意欲”和生活的解释，实在格外觉着发闷，究竟这个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是指人类的意欲而言，还是指凡是动物及植物的意欲都是如此呢？照前半段之“这时有一种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所谓“现在的我”，大家谓之“心”，看起来，这个“现在的我”大家谓之心，似乎是专指人的意欲而言。但是后半段之“所谓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奋斗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的，差不多一切有情的生活都是如此，并不单是人类为然”。这又似乎不分人类与动植物了。难道说，梁君所说的意欲草木也有么？即令有，那么禽兽草木人类的意欲是一样的么？例如植物之生只有要求，并没有什么意欲。然而却不能说他不是生活。再如初生之小儿哇哇的叫。无论给他何食，凡是能吃下去的他便吃。这种生活的现象，只可说他是一种要求，不能说他是意欲。再如神经受病者，其意欲没有标准，几乎完全失了作用。——痴人也可生活——寄生。所以意欲并不能代表生活本身。无论是什么生物，凡是有生者都有要求。这个要求倒可以代表普遍生物之生活的本身。梁君岂不知这点粗理，但是要维持他“只认主观的因”之说法，不得不把意欲来代替要求。
满足与不满足，这个公式也不适用于各种生物的生活。例如下等动物的生活，差不多都有他的天然一定的要求：生于水者难容于陆，生于陆者则不适宜于水，适宜于巢居者则不能居于穴，适宜于穴居者难栖于巢。其饮食起居行动，往往都有定数：例如马牛不肉食是。像这样的生活多有一定的要求，无所谓满足与不满足。让一步说，就算他是一种满足与不满足，然而也应分别人、动物及植物之不同。无奈梁君并不如此。且看他的满足与否之解释：
（一）可满足者，此即对于物质世界——已成的我——之奋斗。这时只有知识力量来不及的时候暂不能满足，而本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譬如要求升天，因为知识力量不及，所以不能满足，而自发明轻球也可满足。（二）满足与否之不可定者，如我意欲向前要求时，为碍的在有情的（他心），这全在我的宇宙范围之外，能予我满足与否，是没有把握的。如要求旁人不恨我。（三）**的不能满足者，此即必须遵循的因果必至之势，是完全无法可想的。如要求永远不老死。（四）此条与以上三条不同，是无所谓满足与否做到与否的。这种生活是很特异的，如歌舞、音乐以及种种自然的情感发挥。全是无所谓满足与否或做不到的。（七十六页）就这四条满足与否的解释，似乎是专指对于人的生活而言，其范围不外乎人的生活是如此的。例如一条之取譬发明轻气球，二条之取例我要求旁人不要恨我，三条之求永远不老死，四条之言歌舞音乐，以及种种自然的情感发挥。这些生活的现象只有人是如此的，而他生物之生活是不能的。但是他在七十六页上解释生活道：“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就是现在所谓生物——叫作相续。”又说：
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物或生活实不只以他的“根身”——“正报”——为范围，应统包他的“根身”“器界”——“正报依报”——为一个整个的宇宙——唯识上所谓“真异熟果”——而没有范围的……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
照这种生活的解释看来，明明的不是专指人类的生活而言可知。且这四条解释生活之满足与否，并不尽然，例如第四条之言：“歌舞音乐以及种种自然的情感发挥，全是无所谓满足与否或做到做不到的。”其实歌舞音乐是一种抒情的兴味，兴尽而止。这种现象，很可以说是可满足者。又在七五页中之第三层修订，所谓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奋斗的解释道：
人类的生活细看起来，还不能一律视为奋斗……如乐极而歌，兴来而舞，乃至一切游戏、音乐、歌舞、诗文、绘画等等情感的活动，游艺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潜力之抒写，全非应付困难或解决问题的。所以亦即全非奋斗。我们说这些事与奋斗不同，不单单因为他们是自然的流露而非浮现于意识之上的活动，也因为其本性和态度上全然不同。
这一段修订也一样的不妥当。一切情感的活动和艺术的创造以及各种精神上的表现，依我之见，都是人类生活的奋斗。诗人见境生情而为诗，或由联想而成文，常人兴来而歌唱出音，尽兴而止。这都是人类解决抒情的生活问题之一种奋斗。人类生活之精神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痛苦，不能说物质的生活上受痛苦是痛苦，而精神上受痛苦不算痛苦。音乐家作乐，绘画家绘画，游戏者游戏，创造家创造，无一而不是表现他的情感生活。假使有人禁止他作这种生活，他立刻就会感到痛苦。若要解决他这种痛苦，则唯有凭他作去。不能因为他的本性和态度上不同，就说他不是一种生活的奋斗。总之，与其说生活是没尽的意欲和满足与不满足，不如说生活是没尽的要求和不断的应付。这种说法比较适用的普遍一点儿。无论他是什么生物都有要求比较，也都有应
付。
（丙）梁君以意欲的方向不同来解释民族文化的不同，我以为不妥当。何所据而以为意欲的方向不同，便是民族的文化不同呢？原来是梁君认定意欲为产生文化的本因。据梁君说：
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那么，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白的。（七九页他既认定文化之产生是由于意欲，意欲的方向不同，便是文化的各异。那么世界的民族文化有多少不同，即有多少不同的意欲方向。世界人类的意欲有多少不同的方向，应有多少不同的文化。究竟世界民族有多少意欲不同的方向呢？又有多少不同的文化呢？据梁君的观察，世界民族大约有三种意欲方向，即人生有三路向：
（一）向前面要求：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本来的路向。
（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就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变换自己的意思，不想奋斗，而是回想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的调和罢了。
（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走这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方法与前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也是应付困难的一个方法。但是*违背生活本性。因为生活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七八-九页）以上所言的这三路向是哪种文化呢？梁君说：
（一）走**条路的是西方文化，
（二）走第二条路的是中国文化，
（三）走第三条路的是印度文化。
梁君观察世界文化和民族生活的态度，既得出人类生活的意欲有这三个路向，所以他就又把如何是西方化及如何是东方化的答案以公式表出：
（一）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由于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模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
（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三）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以生活的根本在意欲，又以意欲方向如何为文化不同之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固然是大半由于梁君的主观的观念太深之故的主张。然而断定中国、西洋、印度的文化态度，实在是不能说他全凭主观的观念所致。中国、西洋、印度民族的生活，的确有不同的三种态度。这是不能否认的实事。不过不是由于意欲的作用罢了。西洋、中国、印度的生活与文化之不同的所以然，自有历史之客观的实事去证明，昭昭然若揭，用不着拿主观的观念去解释。这话我们于末卷说明。现在且说人类的意欲是什么：人类的意欲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根本，更不是产生文化的本因。人类生活的根本，原来就是那些养生的物质。意欲是人类生理之要求借神经系的一种表现。他受生理之要求的支配且倾向物质之美。例如饥时其意必欲食，渴时其意必欲饮，寒时其意必欲衣，闷时其意欲必要抒情，如见美景之现象，其意欲之情境必有动之倾向，闻美声音其意欲必要发作，见一美一丑之色，其意欲必向美而避丑，遇一褴褛垢面之乞丐，则意欲必以为厌，遇一美貌衣冠楚楚之少年，则意欲必以为羡。这种人生之自然现象，虽有教育时刻的磨灭不令他厌贫爱富，可是于不知不觉之中，人生是要如此的。除非是梁君否认这个实事，不然，则所谓人类意欲者就是人生的一种工具。他与眼耳鼻等是一样同属于生理支配的。要知道意欲失了作用，人是可以生的。离开物质，则生是不成功的。若说生全靠物质则可，若说他以意欲为主则不可。文化之产生及其不同的原因甚复杂，其中之*要者以地理经济为主，教育次之，民族的遇合又次之。人生受经济的条件支配，是生理之自然的作用。意欲又受生理的支配。文化由于地理、经济、教育等的原因产生后，他又能创造产生的经济，所以文化有调节发达经济之能力。
人类的意欲只有前进求荣、脱痛苦的一个方向，并无向后走的路向。所谓不同，并不是方向不同，是求生荣与脱痛苦的步骤不等。何为步骤不等呢？原来是人生意欲都是向前要求，到了途中所遇的境过——经济之变迁、民族的互相通商归化战争教育等类——不同，随乱了步骤。这个时候意欲仍是向前要求。没遇特别境遇之平常生活的意欲是这样：落水思命，得命思财，得财思荣，得荣思长生……这种向前奋斗的精神是人之常情。遇有特别境遇的人及有特别情感者，则或乱了步骤前进。其情形是这样：或不要命而求荣，或舍生而求解脱苦痛，或要财不顾命，或幻想得长生等类。像耶苏、释迦之舍生，中国古代昏君之求仙谋长生，道士和尚之修行，都是遇有特别境遇或有特别情感。他们的步骤无论怎样乱，仍旧是向前奋斗。就个人而言，意欲除受生理的使命外，是遇境生情的，其情形如下。
例如一四七页上说：
佛未出家时发见了人生上的问题，使他心动情摇，屏去左右，思维莫释——意欲变态——约订有四次：太子出游，看诸耕人赤体辛勤，被日炙背，尘土坌身，喘呷汗流。牛縻犁端，时时捶掣，犁稿研领，鞅绳勒咽，血出下流，伤破皮肉。犁扬土拨之下皆有虫出，人犁过后。诸鸟雀竞飞吞啄取食。太子见已，生大忧愁，思念诸众生……第二次遇老人，第三次遇病人，第四次遇死人，每次屏人默坐，惨切忧思，不能去怀……头一次的问题意思是说“众生的生活都是相残”，因此佛教有不杀生、不肉食，并果蔬也不割采，由这种真诚的情感立志要求脱离。
就梁君所引这一段话，即足证人类意欲之变化是受物质及自然现象支配的。何以呢？所谓雀鸟吞啄飞虫，人老病死之残，都是属于天然及物质的作用，并非人类意欲所能如何。所谓耕人赤体辛勤，被日炙背，尘土坌身，喘呷汗流。牛縻犁端，时时捶掣，犁稿研领，鞅绳勒咽，血出下流，伤破皮肉之悲，都于文化之高低有关系：文化高了用机械代人力与牛力，也许免去这种悲景。可是太子见了这种悲惨的光景，立刻就会忧愁起来，如同钢刀刺心，这是何等的痛苦！从此大发慈悲观念，大变意欲，决定弃去他那**太子的宫中幸福，独游荒山大野，创造万世不朽之超度众生的大佛教，这是何等的仁！
……

序
卷一 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先生著）
**章 以人的意欲为文化的根源及意欲方向不同产出文化即异之错误
第二章 西洋中国印度生活的理智直觉感觉之运用的公式之错误
第三章 孔子的人生观解释之错误
卷二 评《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先生著）
**章 言我国政治思想有世界平民或民本社会主义三大特色之错误
第二章 评前论与本论中之重要错误及其矛盾
卷三 评《农国辩》（章行严先生著）
**章 评农工立国经济政治观察之错误
第二章 评观察工国政变及我国对待工国之主张的错误
卷四 总解释
**章 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
第二章 中国是偏于讲人情与自修的文化及证明
第三章 仁之解释
第四章 文化发展与诸子——孔老墨等——思想之背景
第五章 实行儒家文化之结果
第六章 国民自治的生活
第七章 治乱富贫之所以然及其历史的循环情形
第八章 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近大变动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
第九章 ��洋是什么文化之略略的解释
编后记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是这场大战（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西文化论战）留下的出色的文献之一，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罗荣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