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1975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而整理。福柯勾勒出社会“惩戒”权力的草图，并勾画出运用于人口、生命等的“生命权力”的轮廓。在建立权力“谱系学”的尝试中，福柯通过**理性和警察的装置与技术进行分析。主要论述权力与规则、历史与政治话语、战争和统治权、关于各种起源的叙事、民族的发展、从统治权到对于生命的权力，等等。

1976年1月7日 课堂是什么？——被奴役的知识——斗争、谱系学和科学话语的历史知识——权力、谱系学的赌注——权力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理解——作为镇压和战争的权力——克劳塞维茨格言的反说
我希望弄清楚些这个课堂的性质。你们知道，这个你们所在的，而且我也身在其中的机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学机构。自它很久以前成立以来，无论人们给了它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法兰西学院目前主要的职能是研究：人们领取薪水来研究。我认为，教学活动将没有意义，如果人们不给予、赋予教学活动这样的意义，至少我是这样提出来的：由于人们领取薪水来进行研究，那么什么可对它加以控制呢？通过什么方法人们可以了解到谁将对这项研究感兴趣以及谁有进行这项研究的动机呢？人们可以怎样做呢？如果不是*终通过教学，也就是说，通过公开演讲或通过某种半制度化的方式使公众了解到正在进行的研究的话。因此我认为每个星期三的集会不是教学活动，而是使公众了解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另外，我也基本上���允许按我自己的想法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事实上有责任告知你们我的工作，它到了什么程度，它的研究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我认为你们可以根据我所说的，自由地做你们想做的事。这是一些研究的线索、观点、草图和没有连成线的点和工具：你们可以自由支配它们，至少，这使我感兴趣，但与我无关。在我不给你们制定使用它们的规则的意义上与我无关；而在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对它们的使用与我的工作相联系并基于我的工作之上的意义上，我对它感兴趣。
前面已经说过，你们知道前几年课上的情况：因为人满为患（我们尚不知其原因），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你们必须在下午四点半钟到达〔……〕而我，我和站在面前的听众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有一部分，甚至一半的听众要到另一个大厅里，听我从麦克风里发出的声音。这甚至已不再是表演——因为我们互相无法看到。但它因为另一种原因发生了堵塞。对于我来说（我这么说吧），每个星期三晚上必须演出的这种马戏真是一种，怎么说呢……折磨这个词太重，烦恼又太轻。差不多介于两者之间，为了让我能够事实上认真细致地为授课做好准备，我用在本来意义的研究上和用在虽有趣但于我有点不太能够讲述的东西，与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相比少得多：我怎样才能让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装下这样或那样的内容，使它不至于使人太厌烦。总之，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使那些早早就赶来听我讲课的人的良好愿望能够得到一些满足。每年我在这里度过好几个月，我想，我在这里，也让你们在这里，也就是说进行研究，擦去某些事物上的灰尘，使我们见到它们的本来面目，发明一些观点，从事这一切实际上并不是对已完成的工作的报偿。这些事物大量仍处于悬置之中。因此我对自己说：三十人或四十人聚在一间大厅里并不坏：我可以大致说说我做了些什么，而且同时和你们有一些接触、谈话，回答你们的问题等等，从而产生一些相互交流的可能性，这是与正常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相联系的。那么，现在怎么做的呢？按照规定，我不能规定来这里听课的形式上的条件。因此，我采用了一个原始的办法：把课安排在上午九点半，我是这么想的，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大学生已不再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了。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起床的和不起床的。但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终究有一个标准。毕竟，这里总是有小麦克风、录音设备，录音将会传播开去，有时以磁带的形式，有时则被打印出来，甚至会出现在书店里——因此我对自己说：它总是会流传的。人们就试着〔……〕请原谅我让你们早早起床，也请那些没能来的原谅我；实际上，这是为了使星期三上午的会面与谈话能稍微进入更正常的轨道，这个轨道使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在有规律的制度性的间隔中进行并使其让人了解。
那么，今年我要给你们讲些什么呢？我真有点烦了：也就是说我要试着在某种程度上给一系列研究限定、规定一个终点（事实上人们就是这样使用研究这个词的，它确切地指什么呢），实际上给我到这里以后四五年里做过的事规定一个终点，我很明白，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我来说，它集合了一些不当之处。这是一些相互非常邻近的研究，但没有组成一个连续的严密的整体，这些研究是片断的，没有一个达到了终点，也没有再继续下去；研究是分散的，而且还有很多重复，它们落入同样的常规，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概念。有关于刑罚程序历史的报告；涉及进化和19世纪精神病学制度化的一些章节；关于古希腊的诡辩术或货币，或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一些思考；关于性知识粗略的勾画，或者说是17世纪通过忏悔活动展开的性知识的历史，或者是18世纪和19世纪对儿童的性的控制；对关于畸形的理论和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技术的定位。一切都在踏步，没有进步；一切都在重复而没有相互联系。实际上，它们不断地说着同样的事，但也有可能什么也没说；它们陷入了难以辨认的杂乱无章之中，没有任何组织；总之，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什么也没得到。
我可以对你们说：总之，这是一些要继续下去的轨迹，它们通向哪里并不重要，甚至不通向任何地方也不重要，无论怎样，它并不规定必须向前的方向；这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点，应当由你们来继续或转向；而我可能会继续，也可能给它们另外勾画一个轮廓。总之，我们都很清楚能够怎样利用这些片断。我使自己有点像一头跃出水面的抹香鲸，留下一串稍纵即逝的泡沫，让人相信，使人相信，人们也愿意相信，也可能人们自己实际上相信，在水面下，有一条人们不再看得到的抹香鲸，它不再受任何人觉察和监视，在那里，这条抹香鲸走着一条深深的、前后一致和深思熟虑的道路。
这就是大致的情况，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总之，我给你们介绍的工作是片断的、重复的和不连贯的，它和人们说的“发烧的倦怠”相一致，这种“倦怠”表现出一种性格上的对图书馆、对档案、对附注、对积满灰尘的手稿、对从来无人过目的文章、对印数极少躺在书架上直至几个世纪以后才有人拿出来的书充满爱恋。这一切与这样一些人忙忙碌碌的惯性是相符的，他们教授一无用处的、**的知识和知识暴发户的财富，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它的外部标志就在书页的底部。这一切与这样一些人是适合的，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西方可能是*古老同时也*有特点的秘密团体中的一个，这些秘密团体奇怪的不可摧毁，不为人知。我认为它们可能在古代和基督教早期形成于*早的修道院中，这些修道院处于侵略、火灾和森林的边缘。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伟大的、柔软的、温暖的、一无所用的、博学的共济会。
不过，并不是简单的对共济会的兴趣驱使我工作。我感到完成的这项工作有点经验性的和偶然的从你们传到我，又从我传到你们。人们可以辩护说，它很适应一个非常特定的时期，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时期，即过去10年、15年，*多不过20年。我想说，在这个时期内，人们可以发现两个如果不是确实重要的话，至少我也认为相当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人们所说的非连续的分散攻击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和它们奇特的有效性，例如，分析精神病学制度的功能和非常局部化的反精神病学话语；你们都知道它们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任何体系化的东西作为这些话语的支持，无论它们过去和现在可能有些什么样的参照。我想到了根本性的参照系——存在主义分析，1也想到了目前使用的参照系，大体上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莱切（Reich）2的理论中，我同样想到了（应当说）对传统的性道德或传统的性等级进行的令人惊奇的有效攻击，这些攻击同样用一种含混和有相当距离的方式，总之是用一种含混不清的方式以莱切或马尔库塞（Marcuse）3为参照。我还想到了对司法和刑罚系统有效的攻击，其中有些攻击离“**正义”这个相当可疑的普遍概念的距离非常远，而另一些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主题的联系也并不更加密切。同时，我还更确切地想到了一些有效的东西（我甚至不敢说到具体的书），像《反俄狄浦斯》4，它实际上除了自己不可思议的理论创造力以外没有任何参照；书，或更可以说是东西，可能会使这样的嘟哝在*日常的活动中喊哑了嗓子，这嘟哝声长时间没有间歇地从长沙发走到椅子。
因此，我说：近10年或15年出现了对某些东西、制度、实践以及话语的巨大的迅速增长的可批判性；出现了一种基础的普遍易碎性，甚至也许特别是那些*熟悉的、*坚固的和离我们、离我们的肉体、离我们每天的行动*近的。但同时这种易碎性和这种不连贯的个别和局部批判的令人惊奇的有效性在这些事实中暴露出一些东西，它们是*初没有预见到的：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对整体理论，我更想说是对包容和总体理论的**作用。这些包容和总体理论并非不再继续提供在局部可以利用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可以确切地证实这一点。但它们在提供这些局部可以利用的工具时有一个先决条件：话语的整体理论被悬置起来，它无论如何也要被切开，左右拉扯，撕得粉碎，改变方向和地点，被漫画化，被游戏，被戏剧化，等等。总之，这些主题在理论整体中的复兴会实际上导致刹车。因此，如果你们同意，这15年间发生的事情的首要特征就是：批判的局部化特征。我相信这并非指迟钝、幼稚或愚蠢的经验主义，更不是指死气沉沉的折衷主义和机会主义，可以被任何理论工作进行渗透，更不是指有些自愿的禁欲主义，使自己尽可能在理论上干瘪。我相信，局部化批判的这个*主要的特点实际上指出一种自治的理论生产，而不是集中化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统一体制的认可来建立它的有效性。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的第二个特征：我觉得这种局部的批判通过人们所说的“知识的回归”得以实现。通过“知识的回归”，我想说，如果这是真实的：过去的这些年里，人们经常至少在表面上接触到这样一个整体的主题：“不！不再有知识，只有生活”，“不再有认识，只有真实”，“没有书本，只有钱”*，等等，我觉得在这整个主题下，通过它，甚至在它之中，人们看到产生了可以称之为“屈服的知识”的造反的东西。通过“屈服的知识”，我感到两种东西。一方面，我想总体上指出一些历史内容，这些历史内容曾在功能的一致性或在形式的系统化之中被掩盖和化装。具体地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这并非一定是精神病院生活的符号学，也非犯罪的社会学，而完全是历史内容的显现，它使一种有效的批评既能通过精神病院，也能通过监狱。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只有历史内容才能重新发现由对抗和斗争造成的社会**的区分，而功能规划或系统组织的目标恰恰在于掩饰这种区分。因此，“屈服的知识”是些历史知识垒成的堆块，它们在功能整体和系统整体之中存在并被掩饰着，批判可以通过一些博学的工具使它们重新显现。
第二，通过“屈服的知识”，我相信应当感觉到另一个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完全另一种东西，通过“屈服的知识”，我同样感受到整个一系列被贬低的知识，它们是非概念化的、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知识，幼稚的知识，低等级的知识，认识和科学性层次以下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没什么资格的，甚至是被贬低的，如：精神病人的知识，护士的知识和病人的知识，但都与医学知识平行并处于边缘，还有罪犯的知识等（这样的知识，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称之为“人们的知识”〔savoirs des gens〕〔它完全不是普遍的知识和常识，相反是个别的知识，局部的和地区性的知识，有区别的知识，它不可能取得一致，只能在尖锐地反对包围它的知识的时候才能获得力量〕）。通过这些局部的“人们的知识”、被贬低的知识的再现，批判进行着。
你们会对我说：仍然有一些奇怪的悖论，如果要把这些“屈服的知识”归到同一个范畴里，一方面是细致的、博学的、**的、技艺高超的历史知识内容，另一方面是局部的个别的知识和“人们的知识”，在它们没有实际上在边缘被清晰地阐述以前处于嫌弃状态而缺乏常识。那么好，我认为正是在被掩盖的博学的知识与被认识和科学等级贬低的知识的连接之中，赋予*近15年话语批评主要力量的东西在有效地运转。这种情形和另一种情形一样，博学的知识和被贬低的知识一样，在这两种知识形态中，屈服或掩盖，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关于斗争的历史知识、战斗的记忆，确切地直至那时仍处在边缘，隐藏在博学的特殊领域，同样也隐藏在被贬低的“人们的知识”领域中。这样就勾画出多样性的谱系学研究，既是斗争**的再发现，又是战争的原始记忆；这些谱系学，就如博学知识与“人们的知识”的焊接，是不可能的，甚至不能去尝试，除了在一种情况下：总体性话语的专制及其等级制度和一切前卫理论的特权被解除了。如果你们同意让我们把“谱系学”称为博学的知识和局部记忆的连接，那么这种连接导致建立一种斗争的历史知识和在目前的策略上对这种知识的利用。这将是谱系学的暂时的定义，*近这些年我曾努力和你们一起进行这种谱系学的研 究。 在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谱系学的活动中，你们实际上看到，它完全不是用具体事实的多样性来反对理论的抽象整体；也完全不是通过贬低思辨家来反对他的科学主义形式和建立起来的认识的严密性。这并非穿越谱系学规划的经验主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实际上，它指的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后者以真理认识的名义，以控制在几个人手里的科学权利的名义把那些知识都过滤掉了，对它们进行分级、整理。因此，谱系学不是实证主义以一种更细致或更**的形式进行的回潮。谱系学，准确地说是反科学。它不要求一种对于无知和非知识（non-savoir）抒情的权利，它也不是拒绝知识或运用和说明尚未被知识捕获的即刻经验的魅力。它并不指这些，而是指知识的造反。造反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在类似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在大学和教育工具中，科学话语的制度化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具体化了，同样也在理论—商业网中具体化了，如精神分析，以及在政治工具中，伴随着从属关系，如在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中，实际上具体是哪一个并不重要。谱系学引导的斗争就是为了反对属于被认为是科学的话语自身的权力。
不管怎样，一个确切的事实也许会说得更明白一些，这里我想说：你们知道，很多年以来，也许超过一个世纪，有多少人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科学。我们可以说，同样的问题对精神分析和文学文本符号学也提出过，而且还在不断地提出。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是或不是一种科学？”谱系学或谱系学家将回答：“我们对你们的批判恰恰就是你们把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或这样那样的事物变成了科学。如果说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那正是因为它实际上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关于如果不是被太多研究过〔至少〕��被稀释过的术语，这里我想说：在了解在怎样的范围内某种东西如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与科学实践在日常运作、建构规则和使用的概念之中有类似之处之前，甚至在提出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的话语与科学话语关于形式上和结构上的相似性问题以前，难道不应当首先对使自己成为一种科学的企图提出问题吗？这里应当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如下问题：“当你说你的东西是科学时，你想贬低的是哪一类知识？当你说‘我使用这种话语，科学的话语，我是一位学者’时，你想使哪一个说话的主体、言谈的主体、经验的主体成为少数？你想建立怎样的前卫理论—政治体系以使其摆脱知识粗笨的、流传的和不连贯的状态？”我还要说：“当我看到你们努力确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时，说真的，我没有看出你们一劳永逸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性结构从而其命题提示了验证的程序。我看到你们首先做另外的事，你们首先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你们把自己归类于那些掌握这种话语和权力的人，从中世纪到现在，西方把科学赋予这种话语和权力，并把这种话语和权力保留给掌握科学话语的人。”
谱系学，相对于把知识注册在专属科学权力的等级中的规划，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局部知识（德勒兹可能会说“少数”的5）的复兴反对科学和认识的等级化及其固有权力，这就是无序的、片断的谱系学的计划。这里我想说两个词：考古学，这是属于分析局部话语性的方法，以及从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使解脱出来的知识运转起来的谱系学策略。这是要构成一个整体的规划。
你们看到*近四五年，我一直坚持重复进行的既交叉又悬置的研究片断和报告，可以被视为谱系学的组成部分，我在*近15年间一直都没有远离这个**的研究课题。问题：为什么不继续这个关于不连贯性的漂亮的看起来确实难以检验的理论呢？6为什么我不继续，为什么我不在精神病、性理论等等方面从事一个小的类似的研究呢？

1 前 言
3 1976年1月7日 课堂是什么？——被奴役的知识——斗争、谱系学和科学话语的历史知识——权力、谱系学的赌注——权力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理解——作为镇压和战争的权力——克劳塞维茨格言的反说
26 1976年1月14日 战争和权力——哲学和对权力的限制——国王的权利和权力——法律、统治和奴役——对权力的解析：方法问题——统治权的理论——惩戒的权力——规则和规范
45 1976年1月21日 统治权理论与统治操作者——作为权力关系分析器的战争——社会的二元结构——历史—政治话语，永恒战争的话语——辩证法及其编码——种族斗争话语及其记录
69 1976年1月28日 历史话语和它的拥护者——种族斗争的反历史——罗马历史和《圣经》历史——革命话语——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变迁——种族的纯粹和**种族主义：纳粹式变形与苏联式变形
90 1976年2月4日 对反犹主义的回答——霍布斯那里的战争和统治权——在保王党、议会派和平均主义者那里关于对英国的征服的话语——二元图式和政治历史主义——霍布斯想抹杀的东西
123 1976年2月11日 关于起源的叙事——特洛伊神话——法国的继承——法兰克—高卢（Franco-gallia）——侵略、历史和公法——民族的二元性——君主的知识——布兰维里耶的“法兰西**”（etat de la France）——（法院的）书记室、办公室和**的知识——历史中的新主体——历史与建构
154 1976年2月18日 民族与复数的民族——罗马的征服——罗马人的伟大与衰落——论根据布兰维里耶观点的日耳曼的自由——索瓦松的花瓶——封建的起源——教会、法律、**的语言——在布兰维里耶那里对战争的三种普泛化：历史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战争制度；力量的计算——关于战争的意见
183 1976年2月25日 布兰维里耶和建构历史—政治的连续——历史主义——悲剧和公法——历史的行政**——启蒙的提问方法和知识谱系——知识纪律化的四种操作及其后果——哲学和科学——成为学科（discipline）的知识
206 1976年３月３日 历史知识的策略性普泛化——建构、革命和周期性的历史——原始和野蛮——对野蛮的三种审查——历史话语的策略——方法问题：市民的认识论的场和反历史主义——革命历史话语的复活——封建和哥特罗马
237 1976年３月10日 从民族到大革命的观念的政治再分析：希埃斯——理论后果和对历史话语的影响——新历史的可理解性的两个框架：统治和整体化——蒙特罗希耶和奥古斯丁·蒂埃里——辩证法的诞生
262 1976年３月17日 从统治权到对于生命的权力——使人生存和放任死亡——从人—肉体向人—类别：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诞生——生命权力的运用领域——人口——关于死亡，特别是弗朗哥的死亡——纪律和规则的讲述：工人区、性、规范——生命权力和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功能和活动领域——纳粹主义——社会主义
287 课程概要
297 授课情况简介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在本书中，福柯勾勒出“惩戒”权力的一般草图，即通过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的制裁等，个别地运用于肉体的权力，从而勾画出“生命权力”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