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的内森·祖克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来到布拉格。他在这里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文学困境，并经历了一系列奇幻而辛酸的冒险。《布拉格狂欢》以日记体的形式呈现了祖克曼与那些被放逐的流亡艺术家的旅居生活，诉说了这些道德沦丧的艺术家们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挣扎：他们纵欲狂欢放逐自我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身体反抗精神的束缚。菲利普·罗斯借此书探讨了知识分子在严苛政治局势下的艰难命运和生存状态，笔端流露出深刻的关注与同情。

“您的小说，”他说，“**是我一生中*爱看的五六本书之一。”
“你一定要转达西索夫斯基先生，”我对他的同伴说，“他对我实在太过奖了。”
“你对他实在太过奖了，”她告诉他。这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浅色眼珠，宽阔的颧骨，深色皮肤，梳着朴实的分头——一张因心烦意乱而显得有趣的脸。她静静地坐在我沙发的边沿上，太阳穴处有一根青筋凸起，看起来很危险。穿着一身黑衣服，就像哈姆雷特王子。她那条宛如丧服的黑色天鹅绒裙子在臀部的位置有相当严重的磨损。她擦着气味浓烈的香水，丝袜抽丝了，神经几近崩溃。
男人显得年轻一些，也许比她小十岁：身板厚实，个子矮小结实，鼻子狭小，却有一张宽阔的脸，看上去像个拳击手，拥有让人害怕的能力。���能看到他放低眉毛，破门而入的样子。但他那头略长的头发却让他看上去十分英俊，厚重光滑的头发，发色几乎像东方人一样深沉、发亮。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衣服的材质有些微微发亮，上衣在腋下的开口很高，因此肩膀部位有些皱褶。裤子紧紧贴着强壮得不成比例的下半身——就像一个穿着长裤的足球运动员。他脚上那双尖尖的白色皮鞋需要好好修理一下；他的白色衬衫显然已经穿旧，*上面的纽扣没有系上。看上去有点像浪荡子，有点像匪徒，又有点像特权在握的翩翩少年。那位女士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口音，可是西索夫斯基的英文听上去只是略有瑕疵，并且他说话的态度相当自信——元音发得犹如优雅的牛津大学生一样，只是略有些古怪——偶尔的几个句法错误在我听来却透露着一丝狡猾的意味，像是一场讽刺的游戏，用来提醒他的美国主人自己毕竟只是个难民，初来乍到没多久，却已能如此流利迷人地掌握当地的语言。尽管表面上他对我十分尊重，我却认定他是一个强硬的人，一匹因愤怒而获得力量的种马。
“让他跟我谈谈他的书，”我对她说。“书名叫什么？”
但他仍然继续谈论我的作品。“你的作品是我从罗马来到加拿大以后买的**本书。我听说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慨。在你善意地答应接见我之后，我特意去了趟图书馆，想看看美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你的作品的。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有兴趣，因为我的作品在捷克也被人们痛骂。”
“是怎样的痛骂？”
“拜托了，”他说，“我不希望比较我们两人的作品。你的作品是天才之作，而我的则一无是处。我研究卡夫卡的时候，发现其作品的命运根本就在卡夫卡研究专家们的手中，这让我觉得比他作品中约瑟夫·K的命运更荒诞可笑。我觉得你也蒙受了相同的不公。这种中伤和诽谤让人以为其中的荒谬属于你的作品，就像卡夫卡研究者们的愚蠢属于卡夫卡一样。甚至就像我写的那小破书被禁，也会造成类似的特点一样，完全不是我的本意。”
“为什么会被禁呢，你的作品？”
“你身上所必须背负的愚蠢远重于禁令。”
“不对。”
“恐怕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大师。你开始贬低自己职业的意义。你开始相信没有什么文学文化是重要的。你的立场存在感在明显地减弱。这真是令人遗憾，因为事实上，你写了一部杰作。”
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他到底喜欢我作品的哪一点。也许他并不是真心喜欢。也许他根本没读过。他这种坚持透露出某种微妙的意味。这个潦倒的流浪汉不会仅仅因为同情—个美国人的成功而改变初衷。
他想要什么？
“但其实是你，”我提醒他，“是你被剥夺了继续从事自己职业的权利。不管受到怎样的诽谤，我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异乎寻常的——回报。从上东区 的一场演讲，到帮助可敬的杀人犯保释出狱，应有尽有。这就是此地诽谤和丑闻带来的力量。被严酷惩罚的人是你。禁止你写书，禁止你出版，把你从祖国赶走——有什么能比这更恼人更愚蠢？我很高兴你对我的作品做出高度评价，但用不着说什么‘亲爱的大师’体现你的礼貌，我亲爱的朋友。是什么让你写出那么—本争议不断的书？”
女人开口了：“兹德内克，告诉他。”
“告诉什么？”他说。“对他们来说，一次讥笑比彻底的意识形态狂热更难以接受。我一笑置之。他们是理论家。我痛恨理论家。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冒犯。这也让我产生了疑虑。”
我让他解释一下他疑虑什么。
“1967年我在布拉格发表了一篇无伤大雅的讽刺之作。1968年，俄国人 造访了布拉格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没什么好说的了。让我颇感兴趣的是，我在图书馆读到了那些针对你作品的愚蠢评论。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愚蠢，而是其中根本没有一篇能称得上富有洞见。一个人在美国读到这样的东西，自然会对未来，对整个世界，对所有的一切深感恐惧。”
“对未来，甚至对整个世界怀有恐惧，这我理解。但是对‘所有的一切’ 也抱有疑惧？对一个受到愚蠢评论的作家表示同情，会为你带来一个终生的朋友，西索夫斯基，但是既然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希望能听听你所谓的疑虑。”
“把你的疑虑告诉他，兹德内克！”
“我怎么告诉？说实话，我根本不相信我这所谓的疑虑。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疑虑。只是我觉得我应该有疑虑。”
“为什么？”我问。
“我还记得布拉格被侵入之前的时光，”他说。“我向你发誓，有关你作品的任何一条评论都不可能在六十年代的布拉格发表——水准实在太低了。尽管事实上根据简单的概念来看，我们是斯大林式的**，而美国是个学术自由的**。”
“兹德内克，他不是想听关于这些评论的话——他希望听听你的疑虑！”
“冷静一点，”他安抚她。
“这个人在问你问题。”
“我正在回答呢。”
“那就快回答。赶紧回答。他早就告诉你你已经对他太过奖了！”意大利，加拿大，现在又是纽约——她厌倦了四处漂泊，而现在也开始厌倦他了。在男人说话的时候，她有时会闭上眼睛，抚摸着太阳穴处凸起的青筋——仿佛记起了又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西索夫斯基惬意地喝着我的威士忌，她却连一杯茶也不肯喝。她只想早点离开，也许就想这样一路奔回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很可能只身一人。
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趁着她还没有尖叫——问那位绅士：“虽然你的书被禁了，但你还是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吗？”
“可以。但如果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怕就得逆来顺受了。我不能写作，不能在公共场合演讲，要见朋友必须先接受当局的质问。要想做点事，做任何事，都会危及自己的幸福，以及老婆、孩子和父母的幸福。我在那里有个妻子。我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已经被剥夺了太多东西了。你必须选择屈服，因为你意识到一切你都无能为力。没有人抵抗我们**的苏俄化。虽然每个人都痛恨祖国被占领，但就长远而言，这并非是人们放弃抵抗的托辞。你们美国人考虑问题，都是以一两年时间为计；而俄国人的思维是以世纪为单位。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们会长期存在下去，时间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内心深深地了解这点，而且他们是对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人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命运。已经八年了。只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继续受到迫害，只有写作和思考受到压制；其他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甚至满意于自己对俄国人的恨意，大部分人的生活过的都比以前要好。就谦卑这一条，就足以要求我们对他们听之任之了。你在嚷嚷着说自己的作品无法发表的同时总会扪心自问，是否这只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我并非像你这样的天才。人们大可以去读穆齐尔 、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内森·祖克曼，凭什么来读我的作品呢？我的作品之所以引起愤慨，不只是因为那是篇讽刺文，还因为1967年我发表的时候还只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新的一代。代表着未来。但这未来的一代和俄国人相处融洽得比任何人都好。让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用我的几本小书去惹俄国人的麻烦——何必呢？为什么一定要我再写本书呢？”
“这可不是索尔仁尼琴 的观点。”
“他愿意这样做就做吧。我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再出版一本充满讥笑的作品？我这样和他们作对，让自己和认识的人陷入险境，到底是想证明什么？但是很不幸，正如我对不计后果的追慕虚名不以为然，我对逆来顺受则更为怀疑。不是为了别人——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必须做的——而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我也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或者说这也只是因为虚荣心？”
“完全正确——我陷入了彻底的疑惑之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我待在那里，是的，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至少可以生活在自己的**，从中获得某种力量。在那里我至少可以当个捷克人——但我无法当个作家。而在西方，我可以当作家，却无法做个捷克人。在这里，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我只是一个作家而已。我不再拥有其他能赋予生命意义的事物——祖国，母语，朋友，家庭，回忆，诸如此类——在这里，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才是一切。但我**能够创造的文学是关于那里的生活，而只有在那里才能让我的文字获得我期待的效果。”
“那么，比禁令更为沉重的是由此而引发的疑虑？”
“在我心里引发的疑虑。只有我。伊娃没有疑虑。她只有仇恨。”
伊娃很惊讶。“我恨什么？”
“恨所有背叛了你的人，”他对她说。“恨所有抛弃了你的人。你憎恨他们，巴望他们全部死掉。”
“我甚至都不再想他们了。”
“你希望他们都在地狱里受苦。”
“我已经彻底忘记他们了。”
“我想和你谈谈伊娃·卡莉诺娃，”他对我说。“说这种事太过粗俗，不过如果不让你知道，那也太荒谬了。我竟然让伊娃像没事人一样坐在这里，还让你耐着性子听我滔滔不绝地讲我的疑虑，本人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很乐意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这里，”她说。“这没有必要。”
“伊娃，”他开始向我介绍，“是布拉格扮演契诃夫戏剧人物的伟大演员。不信你可以到布拉格去问问。没有人会质疑这点，甚至连当局都不会。自她之后，就再也没人能演尼娜 ，伊琳娜 ，或玛莎 。”
“我并不想要这些，”她说。
“伊娃在布拉格搭市内电车的时候，大家还是会鼓掌。自从她十八岁起，布拉格的人民就一直深爱着她。”
“这么说他们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在我的墙上写‘犹太人的婊子’？因为他们深爱着我？别蠢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很快她就会重返舞台的，”他向我保证。
“要想在美国演戏，你必须会讲一口不会让别人头痛的英文。”
“伊娃，坐下。”
但是她的演艺生涯已经结束了。她没法坐下。
“假如你讲的英文没人听得懂，你就不能登上舞台！没有人会雇你这么做。我再也不想演什么戏了——我已经受够了当一个假人。我厌倦了天天模仿那些感人的伊琳娜、尼娜、玛莎还有萨沙。这迷惑了我自己，也让别人感到困惑。我们这些人一开始就太会幻想。我们读了太多书，我们情感太丰富，我们太爱做梦——我们所想要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很高兴我的成功到此为止。一个人不论怎样都能成功，并不是只有演戏一条路。演戏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只会让自己变成自大狂。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当一个干实实在在工作的普通人。现在我卖衣服——比起那些愚蠢感人的契诃夫戏剧女演员，衣服才是人们更加需要的！”
“但是，”我忍不住问，“到底什么才是契诃夫戏剧女演员所需要的？”
“去经历别人那有如戏剧一般的生活，而不是在戏剧中体验本应属于别人的生活！她们应该抛弃她们的自私以及感情还有她们的外表和艺术！“她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至少我已经抛弃了。”
“伊娃，跟他讲讲你的那些犹太恶魔们。他是研究犹太恶魔的美国权威。祖克曼先生，她被犹太恶魔追求。伊娃，你必须跟他说说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你离开丈夫以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伊娃之前嫁的人在美国是无人知晓的，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却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他是一个深受喜爱的演艺界名人。你每个礼拜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他一唱摩拉维亚 民歌，那些老太婆就会掉眼泪。他一用那可怕的声音说话，年轻女孩就为之狂热。自动点唱机里有他，收音机里也有他，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他那号称是热血吉普赛人的可怕声音。如果你是这种人的妻子，你什么都不用担忧。你可以在**剧院里出演各种女主角。你可以住很大的房子。你可以随意出国旅行。如果你是这种男人的妻子，他们就不会来骚扰你。”
“他也没骚扰你，”她说，“兹德内克，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我不想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捷克故事里出演一个充满讽刺意义的捷克人。所有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他们都会耸耸肩膀然后说：‘纯粹的帅克 ，纯粹的卡夫卡。’我已经受够了这两个人。”
“跟我说说你的犹太恶魔，”我说。
“我没有什么犹太恶魔，”她回答道，同时恼怒地看了一眼西索夫斯基。
“伊娃爱上了一位波拉克先生，还为了他和丈夫离婚。现在，如果你是波拉克先生的情人，”西索夫斯基说，“他们就不会让你舒坦地过日子了。这位波拉克先生有很多情人，而他们可没有放过其中任何一个。伊娃·卡莉诺娃本来嫁给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荣誉艺术家，但她却抛弃他，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特工来往，对方同时还是一个资产**，人民的敌人。所以他们才会在剧院的外墙上写‘犹太人的婊子’，还写诗寄给她大骂她不道德，还给那位波拉克先生的画像上添了一个巨大的犹太人鼻子。所以他们才会给文化部写信谴责她，要求她从此不准上台演出。所以她才应招晋见文化部副部长。伊娃离开像彼得·卡利纳这样伟大的荣誉艺术家和无聊、敏感的自大狂，选择了一个像帕维尔·波拉克那样寄生虫一般的犹太人，她这样做比犹太人好不了多少。”
“拜托，”伊娃忍不住反驳，“别再说这陈年往事了。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自己被禁的书，为了让民主回归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多人在受苦——他们为了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人性、对俄国人的痛恨而受苦，而在这可怕的故事里，我竟然还在为爱情备受煎熬！”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菲利普·罗斯菲是美国当今文坛地位甚高的作家之一，在国内国际都获奖无数，多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他的作品曾获美国**图书奖、美国书评价协会奖、福克纳笔会奖、普利策奖等诸多奖项，内容贴近个人生活与内心世界，涉及的身份认同、父子关系、男女关系、青春期的性困惑等问题能引起读者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