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与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佛教思想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中包含着大量有益于人类和平相处及和谐发展的内容。此类成分在古代对于印度、中国等东方**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在当今世界,这些思想对于维护世界的安宁仍然有积极意义。本文拟结合佛教的基本思想与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在这方面简要地提一些看法。
一、佛教中的平等观念
佛教提出的不少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和谐发展有意义。这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教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试想,如果人们总是想着自己高人一等,总想着自己可以随意欺压别人,侵占他人利益。那么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真正有长久的和谐关系?社会怎么能够保持和平发展?被欺压的人或被侵占利益的人怎么可能一直忍受下去?因而,佛教的平等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这种观念在佛教产生时就被提出,后来又长期得到佛教倡导。
佛教在产生时印度社会中就存在着种姓制。这种制度规定,在社会各个**(各个种姓)中,存在着一个*高的等级,这就是婆罗门种姓**,婆罗门种姓的人生来就比其他种姓的人优越,享受着种种的社会特权。而下等种姓(如首陀罗等)则生来就比其他上等种姓低下,只能从事一些被认为是下等或下贱的工作,要服务于上等种姓,要忍受上等种姓的统治或欺压。释迦牟尼创立��教时对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即表示反对。《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这段经文实际就表明了佛教*初的平等观念,因为在种姓制之下,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由其行为来确定的,而是由其出身决定的。一个人即便极聪慧,做事极努力,若出身于低种姓,那么其社会地位仍然低下;一个人即使极愚笨,做事极懈怠,若出身高种姓,那其社会地位也仍然高上。显然,这种种姓制展示的是一种社会的不平等,这种制度对于婆罗门种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其他非婆罗门种姓则极为不利。释迦牟尼明确反对这种制度。在他看来,人的社会地位不应由其出身来决定,而应由其行为或品行来决定,出身卑微的人同样可以成为贤达之士。《长阿含经》卷第六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这段经文表明了早期佛教在吸收信徒时并不作出身限制,可以“所出各异”。也就是说,无论出身哪一个种姓,只要愿意学习佛法,均可来“我法中出家修道”。此处,释迦牟尼是要淡化信众出身上的差别,认为在佛弟子中,无论原来属于何种种姓,投入佛门后都归于一种身份,即“沙门释种子”,也就是佛教徒的身份。因而,在早期佛教中,*初的信众被释迦牟尼视为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并无出身高低贵贱之分。这里,释迦牟尼实现了教团内的一种在信仰佛教上的平等。
在早期佛教时期,社会中的种姓区分是很严格的。而释迦牟尼对待种姓制中等级划分的态度凸显了佛教的平等思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释迦牟尼及*早的佛教信众,多数或核心成员来自于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这些人对于婆罗门教强调的种姓不平等观念是十分不满的。
早期佛教的这种社会平等观念直接影响到佛教*初基本教义的确立。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之初就提出了无我、无常和缘起的理论。这些理论与其倡导的社会平等观念是直接对应的。因为讲无我就是要否定在人生现象中没有一个主体,在自然现象中没有一个本体,这和主张在社会中没有一个*高的种姓是一致的;讲无常就是要否定在事物中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这和主张在社会中没有一个地位恒常不变的**是一致的;讲缘起就是要否定世间事物来自于一个根本因,否定来自于神或来自于梵等等,这和主张社会中没有一个至上的主宰者或*高**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尽管理论有不少变化,尽管传播到不同的**或地区,但坚持平等的观点是一直没有改变的。所不同的是,后来的佛教讲平等时,并不特别与印度的种姓制联系在一起,或并不总是与种姓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多直接倡导“众生平等”的口号。这一口号对于佛教的发展十分重要。它能*大限度地吸收社会不同**的民众,是佛教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并且至今仍然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重要原因。在理论上,后来的佛教或传出古印度的佛教,尽管有不少变化或变革,但作为其教义基础的成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例如,无论是在印度的大乘佛教中,还是在中国的不同佛教学派或宗派中,无我、无常、缘起等理论是一直被坚持的。这些理论作为佛教思想体系的基石在各个时期、各个**或地区的佛教中都被遵循。这些理论*初的提出,与佛教的平等观念直接相关。而平等观念在当今世界的佛教中,仍然是信众的一面重要旗帜。
二、佛教中的利他思想
佛教从总体上看,不是一个仅关注修行者自己摆脱痛苦或达到*高境界的教派。它在发展中十分强调“利他”。也就是说,佛教极为重视为他人带来快乐或利益,重视造福众生。佛教利他的思想*早突出表现在其慈悲的理论中。佛典中有相关内容,如《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这就是说,佛教中的慈悲有两方面的含义:“慈”主要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主要指去除众生的烦恼,使之摆脱痛苦。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慈还是悲,都是要造福众生,要利益他人。这是和佛教的基本宗旨紧密相关的。
一般来说,利他的思想在佛教的大乘发展时期较为突出,但实际上,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初就已将此作为立教的出发点。我们知道,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出佛教*初的主要教义是所谓“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指关于世间人生充满痛苦的真理;集谛指关于产生痛苦原因的真理;灭谛指关于灭苦目标的真理;道谛指关于灭苦方法或途径的真理。释迦牟尼提出这四谛的目的主要不是仅为自己寻求解脱,而是为了他人,为了众生摆脱痛苦,为了利乐有情。因而,利他的思想是佛教在产生时就提出的。
在佛教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部派,人们常将其称为小乘。小乘中的一部分人,较为关注自身,侧重寻求自身的解脱,即所谓求自利或自度,相对来说不很关注他人的脱苦或解脱。这在佛教内部受到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的反对。大乘佛教重申佛祖释迦牟尼的基本思想,强调不仅要使自己度出苦海,还要救度众生,要利他。大乘佛教的许多经典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妙法莲华经》卷第五中说:“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尔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而实不灭度,常住此说法,我常住于此。”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大乘佛教认为,佛教徒通过修行虽然成佛或涅槃了,但仍然要住于世间。因为离开了世间就不能真正救度众生。这和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仅关注个人脱离世间来摆脱痛苦的做法是不同的。这实际也表明了一种要“利他”的思想。《维摩诘所说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如该经卷中中说:“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为什么已经涅槃了还要不断生死呢?因为如果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去一个与世间隔离的涅槃境界,那么也就无法在世间救度众生,无法“利他”了。只有在生死(世间)中,才可能接触众生,帮助众生,才能够真正服务他人,利乐有情。而且,大乘佛教理解的涅槃就是认识现实世界本质的境界,通过真理性的认识使人摆脱痛苦。这种利他的观念,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中得到了明显的强调。佛教传入中国后,利他的思想也受到弘扬。这在禅宗里即有表现。禅宗的主要文献《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为什么要在世间觉悟呢?当然是为了贯彻释迦牟尼设立的造福众生的宗旨,为了“利他”。若不在世间觉悟当然也无法利他。中国现代佛教高僧净慧法师说:“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这也是要强调佛法是世间中的佛法,个人的觉悟与大众的觉悟息息相关,个人觉悟的目的就是要在人世间利他。
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佛教的利他思想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佛教的主流思想,是佛教长期以来大力倡导的主张。
三、佛教要消除“三毒”的理论
佛教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消除“三毒”。所谓三毒指贪、瞋、痴。《杂阿含经》卷第九中说:“贪欲瞋恚痴,是世间三毒。”这三毒是阻碍佛教实现其目标和危害众生的主要精神状态或心作用。《大般涅槃经》(北本)卷第二十九中说:“毒中之毒不过三毒。”可见三毒在佛教中被否定的程度之深。
“贪”是佛教极为反对的。在佛教看来,有了贪就会对非我的东西去追求,对别人的东西产生侵占的心理,会有相应的行为,损害别人的财物或生命。这将产生自己的恶业,推动人在轮回中流转生死,遭受痛苦。释迦牟尼创立的四谛说中讲的集谛,实际也就是指人的贪爱,这是形成人痛苦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追求涅槃或觉悟的人来说,这贪是一种“毒”。
“瞋”在佛教看来也危害极大。佛教认为,对众生要慈悲为怀,要使有情摆脱困苦,即便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也不能加害于别人,但瞋是人们意识中的一种对别人憎恨或敌视的心理。这种心理会驱使人去危害他人,而危害他人的行为往往*终给自己也带来不利。因而,瞋也是导致人产生痛苦的重要原因,也是一种“毒”。
“痴”在汉译佛典中也译为无明或无知,被视为是给人们带来痛苦的根本原因。人们在世上有各种痴,而根本的痴就是对生命现象或宇宙现象本质的无知。佛教认为事物是无常的,无我的,而有痴者则不明了这些,认为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东西,认为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恒常的我或灵魂,在世间事物中有一个根本因或本体。这样,人就会去追求自己的永恒存在,去追求自我对财富的永远占有。这必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痛苦。因此,这种痴也是一种“毒”。
三毒并不是完全平行或并列的。在三毒中,起根本或主导作用的是痴。有了痴,人们才会有贪;有了痴,人们才会有瞋。痴的存在是另两毒存在的前提或基础。因为贪和瞋都是默认自我的实有或永恒存在,都是默认财富或名声可能被自己永远占有,而在主张“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的佛教看来,这是*大的痴。有了这痴,贪者和瞋者才有产生贪和瞋的动力,才能去追求不实在的东西。在佛教看来,这痴及其形成的业报是人们产生各种痛苦的真正原因。
佛教的文献中在论及三毒中痴的主导作用时,特别强调了执著于“我”所产生的危害。《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看法,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间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间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由此也可以看出,以“我执”为核心内容的痴或无明,是佛教各种烦恼中的根干。
佛教的许多文献中都要求人们消灭三毒,认为三毒束缚了众生的自由,灭除三毒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杂阿含经》卷第九中说:“世间诸众生,皆为三毒缚。”“灭此三毒已,世间成甘露。”贪对人的束缚作用表现在使人的精神被困在谋求自我利益的无谓行为上,使人不能自拔;瞋对人的束缚作用表现在使人的精神为仇恨所困扰,使人陷入恶劣的心态中;痴对人的束缚作用表现在它遮覆人的智慧,不能洞察人生和世界的本质。这些都是带给众生痛苦的毒物。要想使众生脱离痛苦,达到涅槃,就必须根除三毒。灭了三毒众生才能苦尽甜来,获得佛教所说的甘露。
四、佛教中相关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的意义
上述佛教中的一些基本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这些思想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和谐发展有作用。
就古代来说,在印度有大量的宗教派别或思想流派,佛教的基本教义就决定了此教是一个倡导人们和平相处及和谐发展的宗教。佛教在历史上基本不诉诸武力来解决争端。佛教与古印度的不少派别虽有很多思想交锋,但在总体上说,佛教与这些派别是和平相处的,有很多场合是平等地讨论问题。古印度社会中当然也有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纠葛,而佛教的存在对于当时化解种种社会矛盾是有积极意义的。佛教强调利他,强调慈悲,强调消除贪、瞋、痴。这些观念至少对于减少古印度社会冲突的激烈程度是有正面作用的。佛教传入中国等亚洲**后,其教义中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也是慈悲利他、利乐有情、平等待人、努力行善等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减少社会对立也是有益的。
就现代来说,佛教的上述思想对于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和谐发展也有重要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
佛教强调众生平等,这在理论上表明了此教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取向。世界上的战乱和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他人地位低下,应当为自己服务或服从于自己。如果人人都这样想或绝大多数的人都这样想,世界还能有和平吗?人和人之间还能和谐相处吗?其结果只能是试图将别人的财产甚至生命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当都这样想时则必然要产生冲突,于是,战争、杀戮、社会混乱必然随之而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的关系。佛教的平等思想尽管在民间并不能都得到执行,但毕竟会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接受它,并且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或多或少地贯彻它。这对于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保持社会的和平与安宁有积极作用。
佛教强调慈悲利他,这对人生活在世上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及处世之道有帮助。人与人在各方面总会有差别,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是经常发生冲突或对立的。如果每个人都想着别人的行为会影响自己的利益,都想着要消减别人的利益以利于自己,那么就必然要产生冲突。导致战争的出现或人类冲突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握有权力的人缺少慈悲之心,缺少利他之心是重要原因。如果人人都完全致力于为自己谋利益,一点也不愿意为他人提供便利,不愿意为他人付出,那么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和谐。佛教的慈悲利他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对于社会都有很大的益处,尽管很多人实际并不接受或不实际付诸实行,但这一思想的提出,还是引导了相当多的民众自觉地为他人服务,为社会做贡献,这样就能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相当一部分人之间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其积极的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们如果都能主动地为他人着想,能主动地在世上为众生拔苦与乐,那么这社会就是一个充满了友爱的社会。每个人做出了这样的奉献之后,必然也能从他人的奉献中获得受益。这样的世界就将是和平的世界,这样的社会就将是和谐的社会。当然,在现实中不可能人人都接受或真正贯彻佛教的这种思想,但在社会中倡导这样的思想比不倡导好,有一部分人知晓这种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这种思想比极少有人知晓或贯彻这种思想好。因此,佛教的这种思想的正面社会作用是应当加以充分肯定的。
佛教强调要灭除“三毒”。这有积极社会意义。贪欲或贪婪是造成许多人与人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不安宁的重要原因。贪了就可能侵害别人利益,就可能发生各种社会矛盾,也常常给个人带来灾难或痛苦。瞋是加害于别人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也是引发争斗或纠纷的重要原因。痴即无明或无知,尽管人们或各个思想流派对它的理解有差别,但世间事物或人生现象的本来面目或真理性认识是有客观性的。不能正确认识自然或社会的本质,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不正确的认识,是产生许多个人悲剧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佛教看到了这“三毒”的危害,将其列入各种破坏社会安宁,带给人们痛苦的根本,并加以大力反对,这对于人们消除社会生活中的隐患是有帮助的。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从总体上说,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的水平较古代有很大提升,但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也是有差异的。社会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然而丑恶的现象也不少。从个人来讲,损人利己、贪得无厌、欺压弱小、行骗牟利、背信弃义等,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给众生带来痛苦。从**来讲,一些统治者或掌权者,在世上搞霸权,搞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贪婪别国的土地与财产,残害别国的百姓,肆意侵略扩张,美化称霸世界的野心或行径。这些都是与佛教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
打击或**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反对世界上的侵略成性的**的恶劣行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和平**领导层的有效措施,要依靠和平**的强大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但世界各国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十分重要,思想意识形态的聚力也起巨大作用。佛教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佛教的理论或教义中实际有大量反对或**不良社会现象的成分,有不少反对残害民众的内容。佛教反对“三毒”的主张可加以引申,直接用来破除各种世上的丑恶现象。反对“贪”,在当代社会中可以用来**人们的贪得无厌;反对“瞋”,在当代社会中可以用来**人们的损人利己、欺压弱小等的行为;反对“痴”,在当代社会中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不当得利是不可能长久的,执著一时的私利是*大的无知。佛教倡导的平等待人,慈悲利他的精神为不少人所接受和践行,对于制止战争,反对侵略有正面作用。佛教中类似的观念或理论还有许多,对当今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挖掘和倡导这方面的思想成分,对于积累社会的正能量,促使民众积极向善,净化社会风气,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和谐发展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