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带领中国人民奋勇拼搏，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根上来看，这与党的有效决策密不可分。本书用“一个导向、六根支柱”的框架结构来阐述党是如何进行有效决策的故事，让国际社会真正了解共产党决策是科学、民主的，尤其是有效、合理的。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turn an initially economically-weak PRC into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ll this is widely held to be the clear result of the CPC’s effective policy making. This book explains how the CPC has developed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is designed to enab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e how all the decis

中共决策坚持群众路线的特点非常突出。1978 年，安徽遭遇特大旱灾，秋种严重困难。为度过灾荒，安徽省委采取了修养生息、借田度荒的政策，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在这种宽松的状态下，不少老百姓想起了20 世纪50 年代为了度过灾荒采取的包田到户的做法。安徽凤阳县这个唱花鼓戏的地方，有的农村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为出名的是梨园公社小岗村18 户村民，在1978 年冬季的深夜，秘密签订契约，创造出“包干到户”。当时这种方式还属于探索，他们担心如果因为这件事犯错误，影响孩子和家庭，就签订了秘密协定。分地后，大家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尽管天气干旱，但大家想办法把地种好，1979 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几年下来，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增加很多，从原来远近闻名的“要饭村”，一下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实际上，当时类似小岗村这样的村还不少。如1978 年10 月初，安徽省肥西县官亭公社农场大队老庄生产队的社员，在生产队队长的带动下，把全队土地划分到户并规定：每亩定产200 斤，以产计工；来年收获后每超产一斤粮食奖励3 个工分，节约归自己，超支不补，种子和肥料各家自筹自用。这是当时安徽省、也是全国**个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几乎同时，四川省委也明确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他一些省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对于农民的这种大胆尝试，有人表示反对，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则明确表示支持，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是后者。实际上，他第三次复出后，就曾表示要放宽农村政策。1977 年11 月，邓小平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特别谈到了农村政策问题。他说，看来*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要清理一下。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1978 年2 月，邓小平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好，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9 月，邓小平在东北考察期间，也提出不能照抄照搬大寨做法。邓小平对于农村改革的态度是“等等看”，不急于下结论。这一态度为农村农民自行探索发家致富之路提供了支持。实际上，对于农民自发进行的为改变穷苦面貌的农村改革，中共刚开始态度并不十分明确。即使是1978 年12 月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囿于情势复杂，不得不明确表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因此，对于农民的自发行为在党内有所争论。1979 年3 月，在**农委召开的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作为农村改革的支持人，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开会期间曾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让他就那样干下去。1980 年4 月，正值农村改革争议蜂起时，邓小平鼓励他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邓小平还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来邓小平多次对包产到户给予肯定，并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后来又进一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当然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愿实行的。邓小平自己后来（1992 年）也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还有一些省犹豫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在邓小平的鲜明支持下，中国20 世纪80 年代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对实行了20 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邓小平认为，与农村很低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这个实验，也不那么理想。因此他提出，“政社分开，这件事情要做，不能太迟”。1982 年12 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这个改革在3年后基本完成，全国各地成立乡镇政府9 万多个，完成了农村基层的政治改革。中国40 多年来的改革，有很多重要决策是从农民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了灵感。鉴于农村搞承包制比较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节节攀升，1984 年粮食产量接近8000 亿斤，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不够吃的问题。1985 年，在中国产粮大省河南，竟然一度出现卖粮难的问题。出现从“不够吃”到“吃不完”的现象，说明农村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生积极变化。因此，20 世纪80 年代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一段时期内流行承包制，“一包就灵”成为屡试不爽的法宝。

前 言**章 民本导向第二章 民主协商第三章 上下互动第四章 循序渐进第五章 尊重科学第六章 依法依规第七章 抓好落实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