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实践中寻绎作家们的诗学追求，阐扬其小说创作立足中国现代语境、秉承本土传统、吸纳西方叙事诗学资源的富有理论价值内涵的成就，名之以“诗学践行”。以践行过程中的多重诗学资源的整合为**，对现代文学大师的艺术实践进行重估，对当今杰出作家的成就进行批评，是为原创：立意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中国地方性文论的现代创造性的转化，于纯粹概念演绎与搬用之外，另辟蹊径/邪门，不啻给文学理论“添乱”。取径“细读”，披沙拣金，期许在习惯的文本解读之上另设平台，凸显中国小说的古今流脉与中西融合。

**章 中国白话小说中词赋赞的蜕变和语言转型
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间于散体文字中有韵文。它自成一个子系统，通常包括“诗、词、赋、赞语”。白话散文系统和韵文系统的共生状况是话本小说在勾栏中的原创生态，发展蜕变到清末民初的小说都不曾彻底舍去了表演赋予的这种余韵。韵、散系统的共生关涉到不同文类的综合功能，它的蜕变更是一个白话语言古今演变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回溯白话小说中的韵文产生的表演机制，体认宋代小说中的白话特质与表义限制，从而认清韵文系统的不可或缺，进而从小说文体的流变了解渐后文人创作中的白话语言如何部分地具备了替代韵文的功能，经由晚清实现小说的现代转型，直到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才得以融通口头白话与韵文的内部张力，终于形成了现代小说语言文体内在的丰富性。
一 韵、散系统共生的表演与叙述
要问古代小说中的诗词赋赞如何渐次销声匿迹，仍须从小说中的��词赋赞的功能开始。我们绕不过后者，因为功能的蜕化丧失正是其销声匿迹的缘由。现代小说中没有了韵文系统的缠夹，习惯于此，人们读古典小说便常常置韵文于不顾，这样并不影响了解故事与人物。古代白话小说有韵散共生的历史，有表演和接受的内在要求，决不如现代人视小说中的韵文为赘余。宋代白话小说中的韵文不可或缺，唐传奇中即诗文互见，唐传奇以散文叙事补诗境之不足，宋代的说话却相反，用雅言诗词补充日常白话缺少诗情蕴藉。唐传奇与宋话本固然一般的韵散互见，其功用目的却有别：前者诉求的是考官“寓目”，后者诉求的是听众“晚耳”；前者向行家显才情，后者是对没有多少文化的听众显摆声情手段。当小说既不为呈送要人寓目，又不再直接在书台上表演的时候，韵散并行的必要性便无从体现了，诗词赋赞渐次退出小说便也顺理成章。
关于古代小说中的诗词赋赞的发生，学界有一定深度的讨论。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论及了“俗讲”的韵散结合，但围绕讲唱的讨论仍欠深入：是民间“说话”影响佛寺“俗讲”，抑或相反？未有明确结论。浦江清对唐代俗文学中的“俗讲”考察较为详备，对其中的“韵散相杂”与后世“弹词”之间关系的推论尤有意思。他考察宋代伎艺的结论是：“小说一名词话，可以夹唱。”其讨论宋代说话“家数”，着力论述“小说与讲史的区别”，其证明宋代小说“银字儿”与管乐的音乐联系，颇可取。浦江清先生由今及古推论“今小说话本往往夹有诗、词、歌曲，当时入乐歌唱”，殊有见地；而固执宋代“小说”与“讲史”的区别，认为“小说”与“当今上海的‘弹词’、‘小书，差不多”，“讲史”则如“大书”，其中的诗句只是为了评论古今、“不夹歌唱”，则有失考量。宋代“讲史”与“小说”在话本篇幅长短之外，要想在表演上准确区别，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以上海的弹词与评话分别对应宋代说话的“家数”则过于拘执。上海评弹源于苏州，弹词又与较宋代小说晚出的昆曲等唱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有别宋代说唱面目。介于“唱”和“说”之间的念白与吟诵才是后来评话家处理话本中的诗词赋赞的基本手段，这与宋代又有差别了。
宋代勾栏中的“说话”表演较唐代俗文学讲唱更普及，是民间娱乐的重要艺术方式。但现在一般文学史已经很少注意说话表演自身的音乐性，对“说话”中韵散系统关系只就书面考量，论述的焦点在“结构”：“首先是在正文之前有诗词或故事组成的‘人话’，它与正文有着相似或相反的意义上联系；其次是往往在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细致的描写时用韵文来写景状物，起一种渲染烘托、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有时也用以表示作者的赞评；三是全文用诗或词作结束，多带有箴规劝诫的意思。”这样的研究方式成为主流，已经不是浦江清先生兼顾文本与艺术表演的路径。以上论述注目小说篇章的组织结构。为何有这样的结构方式？从何阐述它产生的内在机制与必然性？如果仅**于文本，研究是难以深入的。
我们可曾考虑：在全球化的现代文学理论的立场上描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表现，会屏蔽许多有重要价值的信息！一旦用“小说”指称活跃在勾栏/书台上的宋代的动作、声音和文字同等重要的文学艺术形式，在概念上就将其混同于现代的书面文学创作。我们若是在“词话”、“诗话”和“说话”之间反复斟酌，会发现古代文学艺术现场指涉的复杂性。“说话”若不苛求家数，大致就是“评/平话”，“说话”不单指通俗白话的叙述，诗词和对偶形式的赞语也常常被用吟诵的方式说出来。“说话”别称“词话”，这一命名兼顾了韵文系统，它不是讹误，而是指陈“词”与“话”的互文关系，有“文体间性”寓焉。宋《碾玉观音》开篇引11首词叙述春天，其中有王安石、苏东坡、秦少游、邵尧夫、朱希真等人的词。白话叙述中间，又有对偶句式的赞词、作为结论的诗和有词牌的词共12首。不过万字的小说中竟然有23首诗词，以诗词的凝练对比平白的叙述，其意义含量足以相当。宋代诗词中，占据**地位的“艳科”词较诗更接近于通俗叙事的“说话”，将这种口头叙述的文体命名为“词话，，是有充分理由的。小说中的所有风景描写、人物“开相”及评议、叙述中对人物行为和事件因果的议论、叙述主体对主题的卒章显示，都交由诗词与赞语来完成。散体的白话与韵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夹叙夹议”。 “评话”中的“评”的基本内容寄寓于“词”，“词”可以视作“评”的基本形式，修辞上可成为借代，所以“评话”与“词话”命名的本是一物，而后者更能看出内部的文体兼容特征。
在现代批评的理论框架中，难以解释韵文系统在说话/词话中的合法性。阐述其合法性，必须把握说话中韵文系统的基本构成、来源及其功能。我们应该记住，《碾玉观音》等话本是从表演的书台（舞台的变形）上凝定下来的书词，它们的原初形态并不是我们今天习见的小说。韵文在说话叙述中与散体文本是对，话、阐发或服从的关系。其内部包含混生文类：对偶、诗体赞语、古体与近体诗、词，后来有曲赋。单纯从今天的阅读习惯来看，它产生的效果是文类混淆，甚至是干扰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是一个以声音为**的口头物质文化的表演形式的蜕变结果，看做是一个说话人表演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表达方式，看做是一个从说话表演向拟话本、文人创作演变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必然过程，我们就能够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
以叙事功能论，诗词赋赞的韵文系统在小说文本中的功能大致为：隐括结构、议论感慨、铺陈状物、抒情述景、性格陪衬等等。它对说话的立意、情节进展的预示与概括、对于人事关系的品评、人与环境景物的关系，乃至对人物性格的揭示等，都有显著作用。更重要的是念诵这些诗词的表演者——书台上的说话人有一种综合身份：兼叙述者、教化者、角色表演者、书词组织者于一身。“说话”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评书/话，是书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形态。它须用动作的副语言特征来强化口头语言表达的意味，书词（文本） “演义”的前身是书台上的动作声容的“演意”。讲唱方式的俗文化传统要求一种便于接受却又不失风雅的韵文，它诉诸听觉的声音表达，虽然说书不同于演戏，但接受者对书词和唱词和谐悦耳的要求是一致的，说话人的叙述节奏、音韵效果的变化与悦人，必须借助于韵文。韵文进入评话是以雅入俗，是文学性的体现。当年说话人对书词叙述的文学性的自信，肯定不如后来的文人创作，他们从被大众认同的现成诗词中寻求支持，于是引用和穿插成为必然的手段，他们用已经雅化了的诗词来提升说话的“俗”。
韵、散两个系统如何能在“说话”中融合，以今天的小说观念看，很是费解。若是结合了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看，却是理所当然。习惯于文学文本的研究，我们往往不理会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如上所述，评话的艺术构成有三个特性：表演的舞蹈性、语言节奏的音乐性、叙事文本的文学性。我们无法回到宋代勾栏现场，但从作为千年艺术活化石的扬州评话（以王少堂的现代表演登峰造极）的表演中，我们仍可仿佛得之。说话人的口、眼、身、步、神与表情手势的表演适宜配合一年四季、山川风物、风花雪月的韵文表述。听书听戏是同一个欣赏原理，戏文的唱念效果都基于音韵节奏，在大量的白话叙述中夹用韵文在听觉上能增添节奏上的变化，使得口头白话的叙述不流于平板。韵文往往与情节的发展关系不大，属于闲文，在紧张情节与动作之后，听点韵文调剂忙闲，在接受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必要。中国人对富有音乐性的文学表演的接受，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的说法。“王派水浒”的书台表演，诗词赋赞是其表演艺术的音乐性的集中体现。说书表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世代代口耳授受，难以考定当年不同地域范围内的音韵特征，然而扬州评话的艺人们总是自陈自己的音韵系统秉承“中州韵”，其与汴梁勾栏里说话人的音乐性是一贯的。从文学性看，诗词经由唐代官方考试确立为雅化的文学形式，借用它来丰富书词的文学性，是一条必由之路。文言诗词的高度凝练较口头白话的琐屑更有概括性，所以说话人不由自主地要用诗词来隐括全部叙述的命意与情节梗概。中国的文学中的“道”的教化作用的体现，用“有诗为证”、“正是”的旁证方式，比说话人的世故口吻更具有说服力。
宋代说话的语言特征是以声音为**，书台上的说话人通过富有节律感的声音将书词的意涵传达到听众心中，大量的诗词赋赞的出现正是服从于这个**。说话人采用音乐咏唱方式结合动/作性的副语言表达，把诗词赋赞的内容直观地传达给听众，这种几乎暂时出离情节、人物的演述正是韵文系统独立价值的显现。由于这种艺术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我们今天仅从书面的艺人活动记载中想象，难以完全想见当时说话人的书台表演风貌。随着说话的书面文本成为小说经典，脱离了声音**，那些因节奏韵律而在表演艺术形态中擅胜的韵文，已经失去了和音乐性的直接联系。但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人不应该无视这个对象，它除了音乐性之外，对叙述的意义也是至关重要的，其与散体说话文字的叙述形成呼应、补充和对话关系。
二 小说中韵文系统的形成、流变与消退
从勾栏/书台上的“说话”到书面小说文本的定型，虽然保留了大量的韵文，其实却是它销声匿迹的肇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韵文系统，一旦被书面定型，即“失声”了；一个富有鲜明独立主体色彩的韵文系统，在书面印刷文本中，被嵌入了一个僵死定型的框架中。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书面化、文人化的过程，是艺术表演的丰富形态消减的过程，存留的书面文本正是以富有表意性的声音、动作的失去为代价。现代印刷业的兴盛与出版的方便，让小说彻底与表演绝缘，这必然带来小说中诗词赋赞韵文系统的退出。但这不是一个直线蜕变的过程，在现代媒体兴盛之前，保持长盛不衰生命力的说书表演，反复努力让书面文本在书台上得到另样活力的展现，从柳敬亭到王少堂，几百年间的伟大的评话艺术家都致力于让韵散共生的“说书”在书台上重新焕发光彩与力量。这个过程，与施耐庵《水浒传》定型前韵文的生产机制是一致的。
古代白话小说中的韵文被整合到了散体白话的叙述中，不可能在某一个评话艺人手中完成，而是在文本的不断丰富增殖中逐渐凝定，从短篇的水浒书/戏到施耐庵的《水浒传》是这样。延续这个模式，这些源于书台的小说仍然被不断地丰富发展着。从20世纪50～60年代扬州评话“水浒”、“三国”等几部大书的整理本看，它们和古典小说文本之间有很大差异。《水浒传》中数回书目，在王少堂那里无不发展成数十万字乃至百万字以上的大书，诗词赋赞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明代黄宗羲等人为柳敬亭所作传记看，柳敬亭说“打虎”之前武松在景阳镇酒店中饮酒的场景，不尽同于施耐庵的《水浒传》中的场景，也不类王少堂说的《武松》。柳敬亭、王少堂的叙述肌理都要比施耐庵的文本细腻。*能体现细腻特征的是书中的“表白”。宋代说话中的韵文除了充当正书的“引子”，大都替代说话人的评议表白。越向近代发展，表白越是透彻，韵文表白的功能受限，于是这种内容也兼由散体文字完成。可以这样推论，宋代说话中的散体白话，原来只负担叙述故事，但是表演过程中叙述者与接受者都不满足于单纯的故事宣讲，叙述者必须表明对事件的态度，高水平的接受者要求故事有某种优雅的韵味，于是诗词赞语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诗词赋赞对白话叙述的丰富，一经说话人在书台上取得成功，便逐步成型，终于成就韵散结合的书面文本。但是书面文本并不因此而一成不变，它又不断地被还原到书台表演过程中去，不断丰富发展。从各种“水浒”故事，到施耐庵的《水浒传》，到柳敬亭、王少堂的《武松》等，正是一个不断地“书台还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有许多识文断字的人参与其间，更有一些具有相当文学修养的文人与有力焉。
现今传留的古代话本大致经过了在表演与书面记录文本之间的往复循环。鲁迅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而仍有底本以作依凭，是为‘话本”。可是我以为“说话”/“话本”的关系，恰如“鸡生蛋，蛋生鸡”一样说不清楚。是“说话”到了一定时机、基本定型之后成为“话本”才更为合理。认为“话本”在先，明显有着学术传承中重“物质文化遗产”、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习。说话与话本之间存在着记录整理与“书台还原”的往复过程，正是在这样的往复之间，中国的白话小说才得以一步步前进。韵文系统就是在这个往复过程中不断地被组织到文本中去。如今我们忽视重音乐性的韵文系统，研究中只重视书面文本，仍然染上了轻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毛病。
……

引言
**部分 现代白话叙事的诗学内涵
**章 中国白话小说中词赋赞的蜕变和语言转型
第二章 中国现代叙事的白话语言传统
第三章 现代白话叙事的语义逻辑、生命场域、人物关系
第四章 叙述和隐喻之间的对位与张力：《石榴树上结樱桃》
第五章 叙事与文章：《阿Q正传》
第二部分 “细读”与诗学内涵的发明体悟
第六章 《子夜》：分析性叙述
第七章 《死水微澜》：中国现代叙事的“波澜”
第八章 《寒夜》：庸常中的个人与家、国叙事
第九章 《金粉世家》：“家族小说”叙事
第三部分 与多重资源对话中的诗学建构
第十章 从《离婚》看老舍的现代叙事诗学建构
第十一章 老舍短篇小说的叙述学价值
第十二章 《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批评的傲慢与偏见
第十三章 老舍叙事诗学的中西整合
第四部分 城乡穿越的文化诗学与意识形态
第十四章 赵树理“农村工作”叙事与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 《高兴》：乡下人进城的文化诗学内涵
第十六章 进城后的乡下人记忆与城市主体的冲突
第十七章 “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
第五部分 90年代的叙事话语和世界华文语境
第十八章 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
第十九章 《花腔》：现代知识氛围中的小说体裁建构
第二十章 世俗叙事在现代华文语境中的“断”与“续”
论文出处及说明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整合的文论”应星追求方向，“整合”重在践行。作家反复较衡中西文学资源，确立自己的诗学目标并持续实践，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外来资源的有机吸纳。这种单个成就的揭示和群体合成，是文学理论生长的一个主要来源。本书分5个部分共20个章节，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问题作了介绍，具体包括现代白话叙事的诗学内涵、与多重资源对话中的诗学建构、城乡穿越的文化诗学与意识形态、90年代的叙事话语和世界华文语境等。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