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地理学家很早便以注意到了盘踞中欧的日耳曼人与东欧地区原住民在人种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并以维瓦斯河(Vistula rivers)为界对其进行区分。从莱茵河到维瓦斯河以西地区被称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而维瓦斯河以东、东到伏尔加河、北到希柏里尔、南到黑海和里海的区域内则被称为“萨尔马提亚”(Sarmatian)。 正如“日耳曼尼亚”意为日耳曼人的土地一样,居住于“萨尔马提亚”地区的各大民族也被罗马人统称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由于距离太过于遥远,即便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饱学之士对“萨尔马提亚人”知之甚少。仅凭口口相传的一鳞半爪,在公元前5世纪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在其所撰写的《历史》一书中,对“萨尔马提亚人”的起源和生存现状充满着希腊神话般的瑰丽想象。 希罗多德认为“萨尔马提亚人”是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曾频繁对巴比伦、亚述、波斯等西亚帝国造成威胁的“斯基泰人”(注1)与���住于黑海之滨、由女性战士组成“亚马逊”(Amazon)们的后裔。希罗多德之所以有这样的设想,或许是缘于其得知“萨尔马提亚”的妇人“和男人们一起骑马打猎;在战争时作为健妇耕作;穿着和男人们相差无几的衣服”。从而认为“继承了祖先亚马逊人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不断有人调侃斯拉夫人为“战斗民族”似乎也不算太过离谱。 尽管希罗多德的观点带有浓郁的主观臆断,但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他的说法却可谓是“虽不中、亦不远矣”。通过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考古挖掘,基本可以断定,“萨尔马提亚人”兼容并蓄的吸收了伏尔加河流域的游牧部族和黑海沿海的农耕文明,并在不断向西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部族文化。 活跃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史学家“老普林尼”(注2),由于曾在日耳曼尼亚行省的骑兵部队中服役,并曾广泛的走访过当地的日耳曼诸部族。因此在其所撰写的《自然史》一书中,对“萨尔马提亚人”的描述也显得更为专业和详细。根据“老普林尼”的说法,“萨尔马提亚”一词是拉丁语中“武器”和“种马”的组合。因此萨尔马提亚人天生就是骁勇善战的骑兵。 “老普林尼”之所以对萨尔马提亚人有如此直观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这一时期,该部族已经越过东欧平原、深入多瑙河流域,与罗马帝国的边防部队之间爆发了直接冲突。但此时的萨尔马提亚人显然还不具备与正处于国力**状态的罗马帝国抗衡的能力。在一连串的挫败之后,“萨尔马提亚人”被迫主动向罗马帝国输诚,并将大批精锐骑兵充作罗马帝国的辅助部队。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日后名动英格兰的亚瑟王(Arthur Pendragon),便是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萨尔马提亚骑兵。 萨尔马提亚人的西迁,自然引来当地日耳曼部族普遍的敌视。从公元1世纪开始,双方便在东欧平原展开了**惨烈的角逐和厮杀。这一局面直到公元4世纪中叶“匈人”袭来才画上了一个并不**的句号。由于同为游牧部族,萨尔马提亚人与“匈人”之间很快便形成了战略同盟。并在“匈人帝国”崩溃之后,成为了这一辽阔疆域的主宰。 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萨尔马提亚人也在不断消灭和同化残留于当地的日耳曼部族过程中,逐渐转变了其生活方式。其中生活于德意志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瓦河流域的萨尔马提亚人率先放弃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步入了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西方史学家称之为“维涅德人”(Vistula Veneti),而日耳曼人则以蔑称其为“文德人”(Wends,有奴隶之意)。而本文为了叙述上的统一,采用今天约定俗成的“西斯拉夫人”的称谓。 日耳曼人虽然在精神上对这些外来者充满了敌意,但是在查理大帝建立统一的加洛林王朝之前,一盘散沙的日耳曼诸部仍无力将其驱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耳曼人与西斯拉夫人之间力量对比的天平很快便出现了失衡的现象。到公元10世纪时,西斯拉夫人在北德意志地区的大多数定居点均沦为了日耳曼人所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固然是因为西斯拉夫人远离古希腊、古罗马所建立起环地中海文明圈,无法如日耳曼人那般通过“蛮族入侵”的方式,直接汲取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但更为主要的是,占据了东欧辽阔土地的西斯拉夫人在由游牧时代转入农耕社会之时,走上了名为“农村公社”的特殊发展道路。 “农村公社”在波兰被称为“奥波莱”(opole),在捷克则被称为“奥布奇嫩”(obciny),在罗斯地区则以“米尔”(mir)或“维尔弗”(wierw)的形式出现。尽管名称不同,但其基本组织形式却大同小异。在“农村公社”之中,自耕农以家庭为单位享有房屋、农具和牲畜,而耕地、牧场、森林、水源则为集体所有,定期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 尽管由于公社内部的分配不均等原因,“农村公社”中也出现了村社长老和部族**日益富有,普通社员日益贫困*终不得不依附于富有者的情况。但这种封建化的进程相对于日耳曼部族在征战杀伐之间,迅速形成“骑士—领主—国王”三级封建采邑制仍可谓相对缓慢。而依托于“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所形成的“自然信仰”、“先祖信仰”,也阻碍了天主教在西斯拉夫人中的传播。 经过漫长的发展,西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逐渐发展成为设有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大型定居点为**的城邦,这些城邦在相互攻伐或合纵连横间逐渐形成了**的概念。在公元9世纪一位名叫巴伐利亚的日耳曼学者的笔记之中,记述了德意志西北的西里西亚(注3)和波美拉尼亚(注4)两地,西斯拉夫人王国林立的景象。而在日耳曼人无法企及的所谓“小波兰”(Lesser Poland)和“大波兰”(Greater Poland)地区,这一时期已然呈现出王权争霸的景象。 所谓“小波兰”,指的是以克拉科夫为**的今天波兰东南部地区。根据英格兰传教士所撰写的《日耳曼尼亚志》,公元9世纪中期,一个名为维斯瓦王国(Vistulans)的政权在“小波兰”地区崛起,并逐渐吞并了周边的桑多梅日(Sandomierz)等城邦,成为地区霸主。可惜这个新兴的政权很快便迎头撞上了名为摩拉维亚帝国(Great Moravia)的庞然大物。 摩拉维亚是一个由迁徙至今捷克东部的西斯拉夫人所建立的封建王国,由于与拜占庭帝国接壤,摩拉维亚通过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传教士,接受了大量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成果,并转化为对外扩张的强劲动力。在公元846年到公元894年的罗斯蒂斯拉夫(Rastislav)和斯瓦托普卢克(Svatopluk)两任君主统治时期,摩拉维亚先后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斯洛伐克西部等地,国力达到**。在这样的巨兽面前,刚刚崭露头角的维斯瓦王国自然毫无悬念的遭到了碾压。 可惜摩拉维亚帝国的命运也随即急转直下,在斯瓦托普卢克之子莫吉米尔二世(Mojmir II)短暂统治时期,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西斯拉夫王国,在内忧外患中迅速崩塌。尽管从统治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年轻的莫吉米尔二世的确有性格过于软弱、赏罚不明等缺陷。但真正导致摩拉维亚乃至日后诸多西斯拉夫政权往往在辉煌之后迅速落幕的,更多源自于其外部环境和自身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 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斯拉夫人位于西欧的日耳曼诸国以及东方的游牧部族之间,极易遭到来自上述两个方向的牵掣和夹击。南部还有盘踞于匈牙利平原的“匈人”后裔——马扎尔人(Magyars)。而在政权内部,建立在“农村公社”之上的封建王国,又注定了其整合和动员能力,远远落后于周边的强敌,来自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渗透,更往往令其教会系统左右摇摆、甚至陷入分裂和内讧之中。摩拉维亚帝国崩溃导致整个西斯拉夫世界陷入分裂,被迫纷纷向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输诚、寻求保护的同时,一个新生政权正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