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张爱玲 庄信正 夏济安先生一九六五年去世时我在坎萨斯大学教书。过了一年, 出我意外地,仅有过一面之缘的陈世骧先生在电话上邀我去接夏先生留下的职位。当时加州大学固然遐迩闻名,它的中国研究**同样声誉卓绝。在台湾念大学时期我就视夏先生为振聋发聩的导师, 对他的学问和品德都很钦佩,他空出的“宝座”在我看来不消说是*好的去处,何况顶头上司又是陈先生这位学术界前辈,于是连声道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或一九六六年初,母校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福伦兹教授要我**一位**中国学者参加他主办的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我写信去约夏志清先生,他已做了别的安排,不能分身,结果经他辗转介绍请��了张爱玲。 一九六六年暑假返校,由福尔斯特教授“紧迫盯人”赶写论文, 因此这次会议得以随时旁听。张爱玲那组未开始前几分钟,提研究报告者都已到齐,却未见她的踪影,福伦兹先生急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当然更急,进进出出地逡巡着。*后张爱玲姗姗而至,事实上并未迟到。此前我见过她的照片,所以在门口一看到就认了出来, 但她高而细的身材却出我意外,走起路来予人“飘飘欲仙”的感觉。那天她主要是现身说法,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谈香港的电影业情况。她带英国口音的英语流利而典雅,讲话亦庄亦谐,幽默起来若无其事而又妙语连珠,大家听得入神,有一次还哄堂大笑。 讨论结束,我和刘绍铭硬着头皮到学校附设的旅馆去求见。印象里老觉得她恃才傲物。但开了门知道我们的来意以后,她很客气地邀我们进房间坐了一会。两个初出道的青年讲师能当面向这位大作家表示“输诚”的微忱,都很兴奋。 这次匆匆的拜会成为后来我与她三十年半师半友的交谊的开端。那时她正拟申请瑞德克里夫学院一个奖助金,要我转托福伦兹教授替她写**信。她由印第安那返家——当时她住在美国**华盛顿——以后随即来信说申请表上有一项问与**人认识已有多久, 她与福先生刚刚认识不几天,条件不合,叫我不用找了(其实我已经找过,福先生也慨然应允),这是我收到她的**封信,开头称我为“信正先生”。其后两封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没有称呼。第四封开头则是“先正”。看来她很相信 Freudian Slip 这个现象,去年来信曾谈到有人写文章回忆她从前的事,一厢情愿地犯了一个 FreudianSlip;前年完成的《对照记》并就此词作了这样的解释: Freudian Slip(茀洛依德式的错误)。心理分析宗师茀洛依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理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 那么,“先正”可以说是从“信正先生”过渡到“信正”中间发生的“Freudian Slip”。(后来有一次她把“济安”写成了“离安”,这本是人人会有的习见的笔误,我去信时却冒冒失失地提到,她回信说“:‘离安’真可笑,我的模胡缠夹,只有广东话‘乌龙’可以形容。”) 就这样张爱玲开始注意到我,并且与我通起信来,使我这个仰慕已久的张迷受宠若惊。此后虽然我曾五次大搬家,对她的来信却真可以说世袭珍藏,全部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