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海外传播的当代性反思》主要研究了新诗的海外传播情况，并从当代性的角度对新诗海外传播进行了反思。作者推崇杜威的一个说法：“宣布某事并不构成传播，即使大声强调也不行。传播是创造参与的过程，是将原本孤立与独特的东西拿出来共享的过程；它所取得的奇迹部分在于，在传播时，意义的传达不仅将肉体与意志提供到听话者，而且提供到说话者的经验之中。”传播绝非单向的宣传，若无他者自主选择，绝无传播可言。传播是一个互为他者又互为主体的交互过程，新诗海外传播亦不例外。

《新诗海外传播的当代性反思》：
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将C奖同时颁发给绿原和顾彬；2013年德意志语言和文学科学院将代表德国*高荣誉的翻译大奖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颁给顾彬。这表示中德两国文化界都认同顾彬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新诗的译介工作。
虽然顾彬不相信文如其人的说法，但在介绍他在德国对新诗的传播情况时，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勾勒一下他的思想状况。顾彬的学生时期曾经非常激进，相信越是现代越是**，这在我们的访谈中可以看到。80年代，当他目睹欧洲社会面临越来越多危机的时候，他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转折，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怀疑，日益趋向保守。他开始重新阅读一些保守作家的著作，并认同他们对道德、环境等问题的思考。当然，顾彬反对的是现代化对人的欲望的放纵，对其促动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对需要、对自身负责这一点，顾彬并不反对。顾彬反对那种将一切脏的、丑的放进诗歌的做法，认为优美的语言非常重要，他对保守派的重新重视也伴随着这一点。无论是翻译或者创作，他都认为好的德语是**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上顾彬有着自己的保守和精英立场。
顾彬*初受庞德译李白诗歌的影响，从神学转到汉学研究，他以博士毕业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获得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1973年）。1981年顾彬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可以说，顾彬*初接触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都与此有关。他的这种倾向影响了他对中国当代小说和当代诗歌截然不同的评价。他在访谈中两次提及对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不满，虽然这种不满不影响他对余华早期小说的欣赏。他说：“我*喜欢的一个奥地利作家Kappacher，他写100多页的中篇小说，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是短篇小说，他写我*喜欢的奥地利诗人世纪末的*后10天，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故事，但是思想很深，语言很美。”而“中国作家一写会写一百年，写几个人、几十个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老是说中国文学问题不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就是在于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需要时间，要慢慢写。要写几年，不要几个月之内写完”。站在顾彬的精英立场，以这样的速度推进和依靠灵感的写作是有问题的，也因此，顾彬将余华、莫言的小说统统归入不登大雅的通俗小说。在访谈中，顾彬还提醒我对英文show和tell的区分，“我不喜欢作者直接告诉读者他们应该想什么，我喜欢通过show，像唐朝的诗人一样，通过风景等让读者自己感觉到我想说什么。比方说Thomas Mann，他写Buddenbrooks的时候，他不直接告诉读者，他写一个孩子的手，我看他写手那一部分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命运会是什么，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心里有什么矛盾和毛病，等等。但是中国作家如果他不写诗的话，很少能够这样做。有一些人可以做，但是很少。余华《兄弟》通过名字他告诉你应该怎么想，李光头，那我马上知道我应该想什么，但我不想跟着一个作家思考主人公，我想自己思考”。
……

绪论 向“道”与取“势”：新诗海外传播的立场与视域
**章 新诗海外传播的状况
**节 新诗海外传播基本状况
第二节 新诗海外传播的媒介、渠道与方式
第三节 新诗海外传播个案研究

第二章 新诗海外传播的情境与问题：文化、政治的偏离与错位
**节 “文明的冲突”及其背后的宗教因素
第二节 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的传播变形
第三节 变异与正名：对一种“国际化写作风格”的反思
第四节 新诗海外传播对策研究

第三章 他者的选择：西方视野中的新诗
**节 西方**论的德国例证：以顾彬为例
第二节 作为世界诗歌的阅读视野：以柯雷为例
第三节 “场域”理论视野中的观照：以戴迈河为例

第四章 如何走向世界：中国当代诗人海外传播的个案研究
**节 在世界诗坛的形象建构：以杨炼和西川为例
第二节 在欧洲发明中国：以多多和张枣为例
第三节 对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改写：以孙文波和臧棣为例

第五章 新诗的“当代性”反思
**节 “现代性”作为“当代性”的问题情境
第二节 现代诗歌观念的终结
第三节 虚待的激情：身体和客体的复活
第四节 主观个体的重建
第五节 诗可以群：作为“同时代性”的“当代性”
结语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中国当代诗人的第二次起航
参考文献

附录
“我希望得到从容”——对顾彬教授的访谈
更重要的是要容有“百家”——戴迈河访谈
*好是有真理，有风格——对汉学家凯勒先生的访谈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