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本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本书的论述依据和起点是“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是现代人在具体表述中赋予“名教”的新内涵：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人陷溺在空幻的符号中，丧失对于实在与生活的真切感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种“崇名”“名词拜物教”的消极思维方式；“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又往往演变为对于“**真理”与“终ji教条”的迷信，而拒绝在历史与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本书由此提出“现代名教批判”这一课题：揭示名教成因、危害；**依据章太炎、鲁迅与胡风的思想和实践来探析其对现代名教的洞察、警示与反抗。

鲁迅在现代名教笼罩中的直观感受 在鲁迅笔下，现代名教有种种赋形。“奴才”们打着“鲜明好看的旗子”行私利己，“做戏的虚无党”标举“好看的假面具”、“甜腻的话头”。又比如“招牌”：“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人们都满足于挂“招牌”，以为到此为止即可，“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正是在“招牌”林立中，任何主义、学说、思潮进入中国“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甚至“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为了对抗“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鲁迅每每主张宣传“常识”，而文化界、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在轻视常识的同时沉迷于超越常识以上的“豪语”，“豪语”遮天蔽日，让人无法自拔。**章中曾述及名教危害在于将个人从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抽拔出来，沉迷于“豪语”“大词”等制造的幻梦中，正是这个意思。所以鲁迅劝告世人与其陷落于身外的“豪语”，不如固守基本常识与个人诚实的感觉，并且以为自己的文章不过就是“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 正是在上述“旗子”“面具”“话头”“招牌”“豪语”等的作用下，名实不符者有之，以名掩实者有之，“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挂了招牌，而无货色”。鲁迅感觉置身中国就恍如跌入“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中国的“名”（口号、标语、说辞、主义等）往往游离于想和做的实际之外，自行扩张，不受实际制约，“文字游戏国”根本上就是“名教之国”，其国民丧失了“信”，说的人固然无信，听的人也不信，清醒地知道虚伪却仍然维持，大家都只是“做戏”“游戏”，没有人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跳出来破坏游戏规则。“有谁来揭穿的，他 们反以为扫兴。”不幸连青年也堕入此道：“青年好游戏，请游戏罢。其实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随风转舵。”在“名教之国”里，“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盗名”“借名”者蜂起，“假名”“空名”“乱名”随即泛滥成灾。 使人们对一切“名”失去信心的，恰恰是名教；在名教时代中，恰恰没有“发生”“容纳”新“名”的可能。鲁迅沉痛地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这里有两层意思。**，“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是说中国不具备接受新“名”的基本条件，“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第二，更可怕的是，“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这种使得“名”变质、腐化的力量，鲁迅称之为“染缸”的法力：“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它有种种发挥、污染的途径：比如宣布“古已有之”，“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这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说到底是不敢直面、接受新“名”而变相抵拒的卑怯态度。再比如取其“名”而变其“实”，《阿Q 正传》中赵秀才襟上挂一块“柿油党的顶子”，洋洋得意自命时髦，骨子里却还是腐朽旧思想。 名教卫士当道，名教风行天下。“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在这样险恶的名教时代中，鲁迅“知人论世”自有其特殊的战法。总体而言，与“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虚有其名，不求实际”的“崇名”思维相对，鲁迅的“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进化论发生转变，一般看法认为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鲁迅自己的解释是：“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可见，思维调整的首要条件是客观事实的变化，这是鲁迅“求实”思维的体现，即以客观事实为起点，亦以客观事实为终点，在思维过程中始终以客观存在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鲁迅往往用各种形象化的描述来凸显其“求实”思维的闪光点。 比如“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总要质问“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这就是在等待“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的考验。 还有“推背图”，“从反面来推测”，于是发现，“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写着“吃人”，“正人君子”实为“盗贼”，“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 再有“揭穿假面”。“假面”往往冠冕堂皇，以种种“美名”作装饰来扭曲实际，鲁迅说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30。猛士如入无物之阵，“无所用其力”，因为中国社会到处充斥着“假面”：“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所以鲁迅针锋相对，“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即破名求实，打破“假面”“美名”的障蔽和“瞒与骗”的迷梦，看清社会、人生的本来面目，撕掉一切名教说辞织成的、将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帷幕。鲁迅自称“我是喜欢萧的”，因为萧伯纳“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鲁迅是“爱夜的人”，“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可以“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暗夜里，“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都无法再充装饰。 鲁迅谈及自己的思想特点时，一再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多疑”表现为对事物表面价值、表面形态的不信任，是对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差异、矛盾的直观把握。我们在**章中界定过名教批判的几层意思，其一即是对空洞的名词、符号的反抗，对“名”脱离了实际，甚或扭曲、侵吞实际（名实不符、以名代实、鱼目混珠）的警觉、勘破。以此相参照，鲁迅上述几种战法，无不是名教批判智慧的表现，它们往往出之以一种“剥离”策略。一方面，在“名”本身的真理性之外，探讨“名”在现代中国特定环境中的现实遭遇：“……如落在黑色染缸……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另一方面，将“名”（口号、言论、学说、主义等）与操持“名”的主体相剥离，具体说来，并不是考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价值本身，而是针对他们在追求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在“说什么”的背后考量“做什么”以及“说”与“做”的居心与动机：“是‘信’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是言行合一，还是文字游戏？ 鲁迅在名教时代中还总结过一种特殊的战法——逃名。“名”的精义正是在名教嚣攘、名教卫士横行中被玷污，所以，“我们国民中的大怀疑主义者，有时岂不是*肯定底，而且常常是*勇敢的人么？”“谁敢保证，无信仰之人却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呢？”标举美名的人“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名”已经被“借名”“盗名”者封杀，所以老实人只好“逃名”：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了。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说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先前章太炎也认为：“魏晋人*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孔融是**的“非孝”人物，而《后汉书》本传上明说他“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可见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孔融这里，起于虚伪礼法和内心真正的情感不能相应。魏晋时，“礼教”是*大的“名”；在鲁迅写作的时代，自然也有许多高大俨然的“名”，他以“三民主义”为例，说很多人自称信徒，拉起大旗，行私利己，这时候，“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后来，鲁迅就将老实人在本心里相信“名”，却因为借名、盗名者玷污了“名”，于是故意反对的态度，概括为“逃名”：“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不妨引述雅斯贝尔斯的一段话作为参证：“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虔诚和尼采的不信神之间似乎有本质的区别，但恰恰是这种区别使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更加明显，在反思时代，似乎过去的一切都存在着，在这样的假象下，人们生活在实际的无信仰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对信仰的抛弃和强制自己去信仰是互为补充的。不信上帝的人可以成为虔诚的信徒，信仰者也可以成为叛教者。”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周围无数的基督徒实际上是“把上帝当傻瓜”的叛教者，正是这些基督徒“没完没了、华而不实的空谈”使得“基督教界不知不觉地取消了基督教”；而声称“上帝死了”的尼采却是坚持生存信仰之人。“不信上帝的人可以成为虔诚的信徒，信仰者也可以成为叛教者”，与鲁迅所谓“无信仰之人却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一致无二，而尼采、克尔凯郭尔正可被视为上述语境中的“逃名者”。“逃名”，就是警惕一切“名”的装点，还原被“名”所歪曲玷污的真实内容，摆脱“名”的框定而把握朴素的、活泼泼的内在精神。这其实可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源头，比如《庄子·大宗师》中一段：“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 鲁迅一辈子都被各派人士所颁布、授予的各类“徽号”“称号”包围，但他其实就是一个“逃名者”。用胡风的话说，鲁迅“耻于占用任何堂皇的招牌”。在观察他人时，一方面，鲁迅讨厌随意罗织名号，“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另一方面，他每每要揭起“名号”勘查背后掩藏的实际，“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在对待自己时，则是不安于“名号”，拒绝“名号”。“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因为鲁迅发现所谓“前辈”“导师”“学者”“文学家”等，“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也就是说，形形色色的头衔、尊号，往往是名教派定给个人的符号，它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意味着一种规范，如果对屈己从“名”的危险无所自觉，则正中名教的迷魂剂，或借章太炎的话，这正是一种“殉名”主义。“‘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无不构成对人个体生命自由的束缚，“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故而鲁迅每每自居“一无所有”，“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贴”，“掷去了这种尊号”，“一戴纸冠，遂成公物，……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野草》中的“过客”对他所弃绝的生存世界的真相有着本质认识：“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华美的名目、冠冕堂皇的主子与真实的牢笼，于是，“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宁可直面无所有，也要彻底否定现有的环境秩序及其价值信条。在捍卫生命的独立、自由与创造实践这一基本点上，鲁迅不作让步。 鲁迅在现代名教的笼罩中有自己特殊的战法，但归结到根本上，他对现代名教的揭破与反抗，围绕着“伪士”批判而展开。

引 言 主旨、结构与方法 **章 现代名教的界定（上） “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与现代重构 从“新语”到“名教” 现代名教的提出与界定 现代名教的运作机制与心理动因 第二章 现代名教的界定（下） “名”在“现代”的诞生 “名”的限度与名教批判的哲学意味 第三章 章太炎 破名以求实的精神与践行 “以论理代实在”的批判 作为“破名”资源的“自贵其心”与生命“亲证” 结语 第四章 鲁迅 鲁迅在现代名教笼罩中的直观感受 “伪士”及其对立面 “伪士”批判的实质：“接球手”问题 “伪士”的构成与谱系 以鲁迅为代表探讨“破名者”知识生产的特性 结语 第五章 胡风 “破名”的历程：与“航空战士”们的苦斗 名教在创作上的表现与危害：“公式主义”与“题材决定论” “破名”的内涵：“身外的观念”“透进”“作家内部” “破名”的意义：精神立场的“合法性”论证 “破名”的过程：主观战斗精神的发扬 “破名者”的姿态：“**义诗人” 结语 第六章 “破名者”的特征与文学提供的可能性 “破名者”的特征 文学提供的反抗现代名教的可能性：实感 结语 附录 胡适 《名教》一文的材源、题旨与现实背景 名教批判的脉络与点滴 名教批判与实用主义哲学 在名教批判的脉络中重识“问题与主义”之争 “根本解决”之辩证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