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真实的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 1995年3月18日 黎明之前 我于1946年深秋,在离开了祖国和北京11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工作。深夜,阴法鲁同志等到车站上去接我们。坐在汽车上,看到落叶满街,秋风萧瑟,身上凉了起来,心里却是热的。 我被安排住在红楼上。这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驰名全国,驰名全世界。但在日寇占领时期,却成了日寇宪兵队的驻地。地下室就是刑讯杀人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地下室里有鬼叫声。我是唯物主义者,根本不信有什么鬼神。因此,虽然整个红楼空空荡荡,夜里真有点鬼气森森,但是我并不怕鬼,我怕的是人。 怕什么人呢?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住在红楼期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透顶,病入膏肓,众叛亲离,天怒人怨,犹如燕巢危幕,鱼陷涸池,岌岌不可终日。但是世上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是垂死挣扎,国民党也不例外。他们对北大尤其恨之入骨。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小解放区”,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之而后快。 在那段时间,学生正进行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经常在民主广场集合,然后到外面去游行示威。国民党的北平市党部、军统特务、中统特务、宪兵第九团,恨得牙咬得直响,但是却束手无策。于是就从天桥雇用一批批的地痞流氓,手持棍棒,到红楼附近来捣乱,有时候抓住单身的学生,打他们一顿,有时候成群结队,到民主广场外面去堵截示威学生。我从我住的三楼上向下看,看到成群的打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一条臭水沟边上,等待头子的命令。我看他们歪戴着帽子,敞胸露体,闹闹嚷嚷,列队集合,像一群乌合之众,成队地撤走。有人说,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国民党要发给每个人多少万金元券或银元券,再加上几个馒头。 国民党指挥的流氓有时候夜里也来捣乱。我们住在红楼的人就用椅子把楼道堵上,楼上算是我们的堡垒,红楼他们没有冲进来过,旁边的东斋宿舍,他们都冲进去了。乱砸了一通,然后撤走,大概又到国民党市党部领馒头去了。 1949年冬,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京。我们在孑民堂纪念北大建校51周年。城外炮声隆隆。我们几个人小声交谈,说:“国民党给我们鸣礼炮哩!”绝大多数教授的心情是愉快的,充满了期待的情绪。对共产党,我们几乎都不甚了解,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非常了解的。谁心里都有底,我们嘴里念着:“长夜漫漫何时旦?”心里都知道,这一群反动家伙的末日快来临了。 在自然界,黎明前有一段黑暗。在人类社会中,反动力量要完蛋的时候,由于他们拼命捣乱,造成一段短暂的黑暗,但是黑暗一过,迎来的是霞光满东天,耀眼的朝阳就要照临大地了。 我们终于迎来了朝阳。 198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