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为明万历间（1573—1620）休宁环翠堂刻本，二卷，上海图书馆藏。卷首题“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 新都无无居士汪廷讷昌朝父校”。书中有插图九幅，夹入曲文*、三、六、九、十、十一、十三、十六、十八等出。绘刻精美，尤为珍贵。

提 要
明萬曆間（1573—1620）休寧環翠堂刻本 二卷
上海圖書館藏
原版框高二十三點四釐米，寬十五點五釐米

此書卷首題“袁了凡先生釋義西厢記 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校”。半頁十二行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眉欄鎸音釋，白口，單黑魚尾，單界欄，四周單邊。版心鎸“（環）翠堂樂府”、“西厢記”、卷次、頁碼。卷前有缺頁，有“蒲東詩”“秋波一轉論”“松金釧减玉肌論”“錢塘夢”“附園林午夢記”。
書中有插圖九幅，雙面合頁連式，夾入曲文**、三、六、九、十、十一、十三、十六、十八等齣。
汪廷訥及其環翠堂，近年來逐漸受到海内外版畫史學界的關注，《人鏡陽秋》《坐隱圖》《環翠堂園景圖》等作品，把研究的焦點一次次引向休寧城外、高士里下、昌公湖畔、大夫第中、環翠堂後的那一處小小所在：印書局。有理由相信，四百年前許多種代表了技藝高標和風格走嚮的版畫名品就是誕生于此。汪廷訥有所謂“環翠堂樂府”，他的傳奇創作，因爲“陳所聞代筆”問題，在晚明戲曲史上，是一樁有趣的公案，至今仍没有定論。我們應當重新審視汪廷訥的身份，與其説他是一位貨真價實的“文人”，倒不如將其界定爲“文化工程”的策劃者和贊助人，其用意則在于“自我塑造”。他運用建園林、作傳奇、編文集、禮佛道、捐官職、結名士等各種方法，甚至是刻意作僞的手段，來“塑造”自己原本并不具備的士大夫形象。具體到一部傳奇的刊行，版畫創稿、刻印，序跋的炮製，甚至是劇本本身的編寫，都由他雇來不同領域的好手一一完成。這種舉動本身，比之那幾部題署了“汪廷訥”名姓的并不高明的曲本，更值得我們認識與研究。
汪廷訥刊刻的“自撰”傳奇，現存《天書記》《義烈記》《三祝記》《獅吼記》《投桃記》《彩舟記》六種。此外，他還以“環翠堂樂府”名義推出了“袁了凡先生釋義”的《西厢記》和《琵琶記》。晚明戲曲評點，多爲托名之作。廷訥自稱與了凡居士袁黄有交情，有史料説他曾携“坐隱園圖”過訪，袁氏按圖立就，作《坐隱先生環翠堂記》。即便此節屬實，考這兩種曲本的“釋義”，與多種坊刻本雷同，其出于袁氏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
汪廷訥對《西厢記》《琵琶記》二卷的整體設計，與《獅吼記》《天書記》等自撰傳奇迥然有別，高廣、行款、字體都大相徑庭，當是有意作爲兩個系列呈現。兩者*大的區別，尚不在于此：《獅吼記》等書插圖延續的是萬曆二十五年（1597）以來秀潤謹細的“汪耕作風”，其裝飾繁密程度，似超過玩虎軒、觀化軒、繼志齋諸曲本以及《人鏡陽秋》，而與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起鳳館本《北西厢記》在伯仲之間。反觀環翠堂《西厢記》《琵琶記》二卷的版畫，却完全是另一種風貌，畫幅視角較前明顯放大，畫中人物多活動于樓館亭臺之中，對戲劇情節與角色的關注，似已開始讓位于對文人園林生活場景的描摹。
對比環翠堂本《西厢記》插圖“紅娘請宴”和《環翠堂園景圖》的局部，前者作爲背景的竹林别院，似乎就是把汪廷訥家宅的“君子林”照搬過來，穿插點綴的盆栽、仙鶴、蕉葉、湖石，也都似坐隱舊物，而立于其間的張生和紅娘，與起鳳館本同齣的表現如出一轍。换句話説，仿佛西厢故事裏的人物，一不小心誤入了無無居士的天地。這種現象，并不是孤立的。環翠堂本《琵琶記》的十幅插圖，幾乎都從玩虎軒、繼志齋、起鳳館諸本化出，却往往把場景放在園林之中。蔡伯喈京中另娶的“强就鸞鳳”一齣，原本在室内的伎樂場面，被挪到了廳堂的廊階之間，側面平添假山梅竹的映襯；趙五娘見到牛小姐的“兩賢相遘”一齣，廳堂、院落、墻門的結構十分清晰，儼然坐隱園中建築單元的翻版。
汪廷訥對園林的熱愛與執着，成就了版畫風格的一次重大變遷。萬曆後期，表現庭院小景的插圖越來越多，《畫意北西厢》、香雪居本《西厢記》便是典型。師儉堂以“陳眉公批評”爲號召的“鼎鎸”系列曲本，其插圖風格與環翠堂《琵琶記》《西厢記》*爲接近。值得注意的是，環翠堂二卷留有刻工陳震衷、陳聘洲、劉少台、蔡繼所的署名；師儉堂本《西厢記》第十三齣也有“陳聘洲刻”，“鼎鎸”各本則還有蔡衝寰、蔡汝佐、蔡元勛、劉素明、劉次泉、陳鳳洲等人以畫家面目出現的款題，其間關聯，有待詳考。可以初步斷定，此時的版刻市場上，已崛起了汪耕及黄氏刻工家族之外的新生力量。幾乎就在同時，以容與堂“李卓吾批評”系列曲本爲代表，仿效文人山水畫的插圖作品也在興起，兩相呼應，“山水園林風”很快成爲明末戲曲版畫*常見的圖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