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步墨林 在学校里,接替高先生工作的是赵东兰先生,其实他也是我们本家的姑爷。赵先生的字也不错,不过他不像高先生那样热心翰墨。他也曾给我非正式地介绍过一些书法界人士。他说完县有两大写家,就是完县东街的裘宜安、裘宜仁兄弟二人。我家也曾保存有二裘的书法条幅,以前看过,留有印象;尤其是裘宜安写的魏村桥碑,学颜体,笔画惟妙惟肖,算是当地的一通名碑。赵先生说裘宜安的大草好,近似我村的吴笑山。原来吴是学裘的,裘又是学王铎、傅山的。没想到后来我也学傅山了,历史是这样的巧合!让我至今难忘的是裘宜仁的草书,他的草书是用楷法写的,与他兄长正好相反。赵先生也这样提过:用楷法写草书能使草书的间架准确,用笔稳重,这个过程是不可少的。赵先生对裘先生的介绍,使我对行草书产生了兴趣。可惜那时我家里没有草书的字帖,只有赵子昂的几片残页草书帖,上面的字很多都不认识,老师也识不出来,只学了学笔画。家里还有一部帖是董其昌的《前赤壁赋》行���,大部分的字能认识,只好以学此为主了,但与学习柳公权的楷书完全是两码事,一点也挂不起钩来。 书法与艺术的学习让我开始步入书林,我的眼睛就像鹰的一样,看东西有了选择,处处只注意书法。我们本家三大伯写得书法不错,不过是写馆阁体的,我不喜欢,觉得它太平板了。我不知为什么就是很喜欢草书,可是乡亲们都对草书不感兴趣,也许因为不认识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又有些与众不同。每逢过年闹红火,到各村看玩意儿,我特别注意的是书法,如会场大旗上的大字:“精忠报国”“赤心忠良”“朝山进香”等等,还会注意每户门上的楹联、街上吊挂上的字。有一次真使我大饱眼福。我十三岁的那年,完县商会会长刘玉田去世了。刘出身举人,曾做过县令,晚年辞归故里,成为一方乡绅,又担当起商会的会长;所以他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规模宏大,是县里*****大排场。出殡这天还要举行文武大典,炮声、吹打声响成一片,在锦绣华丽的六十四人抬的棺罩前,纸鹿、纸羊、纸马、二十四美女掩映在旌旗招展之中,特别是装饰高大的香幡更是惹人注目。但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举竿如林的白色绫绢挽幛。人们在绫绢上写了很多字,有的是挽联,有的是挽词,有大字也有小字。送挽幛的,大都是官员或有身份的大户人家,字写得自然都很讲究,可以说是千姿百态,我真是大开眼界。这是一次多难得的学习书法的机会,真是天赐良机啊!从这时我才知道在绫绢上写字叫挽幛。平常人家也用挽幛,但颜色不是白的,除了红的以外,什么颜色都有。挽幛上面的字是写在斗方纸上,然后贴在上面的,目的是等丧事过去了把字一扯,做挽幛的布匹还可以做衣服,说起来这就是穷棒子学官家的派头,也算是一种时髦。 我家里有一部民国年间修纂的《完县县志》,其中有几幅影印的书法,尤其喜欢其中一幅横批,写得甚好,不知反复看了多少次,这不像是看挽幛,一瞬即逝,所以印象较深。 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写春联,因为能写的老人们大都不在世了,该轮到我这无名小子下手了。先写自己家里的,好坏就是它。到第二年来找我写春联的乡亲就多了。“矬子里拔将军”,不行也行了。这些事父亲认为是体面事,他也帮我裁纸、叠纸、研墨,别人也赶来帮忙,真是像个过年的样子。过年的时候天气正冷,在门上贴对子,抹上糨糊就冻了,父亲便生着火盆在门框上烤刚贴上的对联,这也成了一段佳话。 在学校里,我非常爱写小楷,但写小楷是其他学生*惧怕的一件事,因为它太磨人了,如果指腕不灵活,大字都写不好,写小字就更困难了。我却很奇怪,偏爱写小楷;按说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平时好动不好静,写小楷时却能定下心来,而且自创了一种肥体小楷,颇受同学和先生的赏识。那时候练字是苦差事,人家交了作业就完了,我还得练个不停——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午和晚上。冬天屋里冷,笔尖冻挺了,还得放在嘴里哈热才能写;夏天晚上蚊子咬,拍死蚊子继续写;白天写得满身是汗,汗水把两个小臂黏在桌子上,一抬起来还吧喳带响。人们说这叫练伏练九。不管怎样,这也是一种迎难避易的训练,讲的就是硬功夫。 1936年我已十四岁,经学校新任的李先生**,报考了下叔高小。判卷老师看我的作文和字写得不错,便录取了我。入学后,我的字在班里是**流的,和我水平相当的还有同学冉学孔。当时的书法老师是郑航之,他主讲的是自然和卫生课,捎带讲书法。他看到我的字,觉得我很有前途的,建议我换字帖。原来的字帖是黄自元临柳公权,别人临黄自元的,已经与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相差甚远。我家有一部未装订成册的《玄秘塔碑》,郑老师说这个帖好,至少是明代拓片,从此专学此帖。因为已有五年临习的功夫,所以收效颇显著。其他同学都是学华世奎的书法,我的字无形中受了颜体的影响,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柳体中渗透了颜书的笔意。有的老师说我的字有点变形,郑老师说变形也不怕。颜柳合体倒有好处,又加我以往学过行书,看的也多,离开字帖也能写出比较灵活的楷体字,这一点能力是其他同学所没有的。这样一来,有的同学的课本、学习本的包皮都让我写书名,还有学画地图的同学的标题字也都让我写。 开学**年,我是住姥姥家的,有一个本家姥爷新修了一个照壁,让我来写,我不敢写,大家都撺掇我写。我那个姥爷说:“写!写坏了戗了它,重抹,重写,怕什么?这是我外甥子写的,叫他们看看。”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大着胆子写下来了,写的是《前赤壁赋》中的一段文字。大家看了都说好,当然有一半是鼓励。人们说:“才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写影壁,真不简单。”不知怎的,这个消息传到学校里,又得到同学们的赞扬。 这年夏天,郑航之老师要报考张应武(军阀)的军事学校,让我为他抄写自传和履历,这些都得用小楷写。郑老师说:“你看,我是你的书法老师,我的自传还得让学生抄写,真不像话。”这个事也在学生当中引起很大反响。 到第二年时,我临习柳公权算是入法了,也更感兴趣了,临的字基本接近字帖,虽不能说是惟妙惟肖,也八九不离十了。但是认真写柳公权却有很大的排他性,向定型方向发展时,反倒觉得它不实用了,连办红白喜事拉个账单,也是拘拘梆梆的柳体字,惹得懂行的成年人笑话,我也受到一次很大的刺激,从此便有意脱离柳体,在更加实用的方面下功夫。 农村实验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敌人即占领了北平,形势紧张起来。我们学校于9月份宣布停课,学生们各回各家,以后学校宣告解体了,教师们也参加了抗日工作。算来我只上了二年高小,差半年没有毕业。不过在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属于甲等生,年考考过**名,其他期考也都在前六名。这两年间,我学到不少知识,视野要比在私塾时宽阔得多了,不仅在文化课方面,连政治思想方面也开始关注。在西安事变后的混乱声中,我们的校长郑子胥,专门给我们讲了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介绍共产党怎样同国民党打游击战,怎样联系群众,并且让我们看了书本上印刷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这与社会上贴的标语“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共产共妻”完全相反,总的印象是中国的前途要靠共产党来把握。 1937年秋,八路军就到了完县城。赶集的人回来说,八路军买烟卷还给钱,见推车的推不上坡还去帮着推,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比起奉军杂牌军来说真是天上与地下呀! 1937年秋后,日本鬼子的大批军队从保定至唐县的大道开过来,正从我们村边经过。鬼子主要是步兵,也有骑兵,炮车、载重车,还有“屎壳郎”车(黑色的卧车),鬼子行军未遇到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是何等的心寒!回想在6月份,也是在这条路上,中国的军队向北挺进,战士们冒雨行军,军官们骑着马,身披雨衣。雨衣随风飘扬,真是飒爽英姿,军情民情振奋,一派抗日的浩大声势。但是没过半个月,一个夜晚,在朦胧的月光下,军队悄悄地退下来了,没有一点声响,只偶尔听到铁器相击的声音。听到远处的轰鸣声时,人们开始说是飞机,后来才听出是汽车加油喘气声。人们听了,窃窃私语:“打败了呗!”“退下来了!”人们是那样的关心**大事,又是那样的无可奈何,胸中如压上了沉重的大石头。 鬼子过去了,似乎又平静起来。离我村一里地的尧城村也临时立起一座高小,我继续在这里读书。校长是刘庚稀,他首先教我们唱《大刀进行曲》,这时的课本、课程似乎有些混乱,师资、经费也不足,不久学校也瘫痪了,我只好回家种地去了。 1937年冬,村里已建立起民主政权以及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我任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副主任。1938年春,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那天,我接到校长刘庚稀的一封信,让我去报考边区四中,我当然很高兴,还找了同路人一同到安阳县政府去找刘校长。刘校长一看信说:“我没给你写信呀!再说,招生已过期了。”经他打听才知道,这封信是赵璧写的。赵璧在晋察冀三分区办的《先锋报》当社长,想让我去写石印,怕我不来才写了这封信。刘校长说,反正已经来了,可以去报社试一试,都是抗日工作嘛。就这样,我去了《先锋报》社,地点在贾西庄,安阳西边,那里地处山区。我去了见到了赵璧,这里也不过六七个人,其中的贾绶卿我认识,在姥姥家见过他,那时他在完县教育局工作。还有一个也认识,原来是闲时卖毛笔的。他们都是编辑、记者。我写了几天石印,都是比小楷还小的字,觉得没意思,字太小很窝憋,工作也太沉闷,也恨赵璧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我几次辞谢,赵璧不同意,于是我也用了欺骗的手段,我借口要去参军,去闯天下,不干这新闻工作了,他只好允许我回家了。说来这件事也是因为写字引起的。 回到村里还是做农村基层干部,不过已不是青抗先的工作了,而是在村政权担任财粮委员,下面还有两名干事,他们是李云章和吴廷祜(吴笑山的次子)。每年的任务是征收公粮、公款,管理村政权的开支。除收公粮时是整天工作外,其余大都是在农闲时办公,如晚上、中午,主要的时间用于种地。担任财粮委员这个工作就离不开写字了,交粮名单、出入流水账或者上下来往信件,写公文也都是我的事。这些写字的差事让我不再为少纸而发愁,公家总还是有买纸的钱。那时用的纸大部分是当地产的麻纸,近于宣纸,写字很好用。失学以后,练字从未停止过,*愁的是纸,家里买不起纸,也没有墨。我曾将锅底煤灰和木炭捣烂加胶自己熬墨,把闲纸都用完了就用旧书当纸,也在秋后落下的桑树叶上写字,也曾用水牌代替纸。但是*常用的、*简单方便的方法是用木棍或石子在地上写,画满了用脚一抹就又平了,再继续写,以至无穷。还有比这更省事的办法,就是望着天空“意写”,你想写多大就写多大,想象出什么就是什么。有时还空划,或在衣服上划字,总之是利用一切的条件和机会练字。劳动时也能练字,如在间苗时手中的小锄用左尖时意味着字的撇,用右尖时意味着字的捺,锄三遍时用大锄顺垅往下拉就意味着中锋竖笔;尤其是下大雪以后的扫雪,在天井里先用扫帚写大字,然后再扫干净。这些都是因为没有纸墨不得已而采取的练字的方法。我这些零七碎八的随看随学、见什么收集什么的方法,就是俗语说的“老虎吃蚂蚱——碎拾掇”。 1937年至1938年间,村里倒还平安,抗日工作开展得也不错,日本人虽盘踞在县城但不常出来。到1939年日本人忽然在尧城桥建了一个堡垒,叫警备三分所,其中有日本人,也有伪军伪警察,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离我村只有二三里地,敌人经常到村里来,查八路军的活动,村里也要有人出面应付敌人,所以设了一个联络员(也叫报告员),不过只有村长和联络员出面支应,其他抗日干部都是要回避的。到1940年,敌人又在尧城村西建了一个堡垒,叫西分哨,这里离我村才一里地。与此同时,敌人又调集大量民夫挖封锁沟——紧靠我村东,正好把我村排在沟外。紧接着,又在尧城村西南建了一个堡垒,叫南分哨。从此我村便成了一个游击区,也叫接敌区,而且地位特殊。因紧处沟的外沿,搞抗日活动的人们晚上都要从这里过沟,因此无论对敌人还是我们而言,这里都是聚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敌人实行两面手段,采取暗中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村干部以办公人的名义出面应付敌人,暗地里做抗日工作;对敌人是虚心假意,抗日工作是全心全意。这样一来,村政权的工作任务大了,白天应付敌人,晚上进行抗日工作。每天得给敌人派夫,供应米、面、柴,差不多每天都得拉出派夫的单子,派粮、派款的单子;还要经常写敌我两本出入流水账,几乎是每天都要写字;还要向敌人写报告条子,内容都是“平安无事”;发现敌人调动或活动,还要给区县游击队写情报,这些都是我的事。虽有些麻烦,却便于我练字。我凡字都认真写,就是要练得又快又好。农村还有着自己的一套文化习俗,如春节写对联,红白喜事写楹联、斗方,写金兰谱、婚书、祭文、书主(写灵牌),这些都是要用真书小楷,还有随时写的地契文书、信件等等,种类繁多。这些需要随时写出的各种书体,我都不含糊,也觉得这是练字的好机会;而且不用愁纸墨危机,这也是练习实用书法的一个广阔的天地。这也为我后来书法适应性强打下了基础,比起学院派来,这些书写要实际得多。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对于不同的书写内容和形式,我都要看前人是如何写的,既是练字也是学习,这也是我养成既善于吸收也善于发现的习惯的由来。我常称自己是在无字处读书,很多东西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土包子们”参加革命总是先干起来再学,或边学边用,用了再读书,先实践后理论,用理论再指导实践。可在实践中也有出洋相的事,有时把字写错了,或者写得难看,也总得到人们的原谅;因为都是尽义务,也没有人怪罪。没有高手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就兴着我这半瓶子了。 我想写好字,但可供参考的资料太少,在农村到哪里去找字帖呢?!城市被敌人占着。在我们村里,以前也有写得不错的人,但大都是写馆阁体,我不喜欢。当时仍然在世的吴笑山先生,原是在县政府当录事,即打官司时作记录的,他写的大都是草书,写得非常快,也很好,这是另一种功夫。他写小字完全是靠指法和腕法的机动灵活,用笔中锋,悬腕,半悬肘,写字时前后左右及转折的笔法,既自由,字的间架却又很准,我学不上来。因为吴先生是职业书写者,有自己的一套功夫,很不容易学到手。但他却教给我如何把字行写直的秘诀,也告诉了我柳公权坐车这一笔画的书写要诀。至今我写字凡坐车笔画都运用自由而准确,这是从吴先生那里学来的。我还注意吸收了完县北关薛树棠写的字,他的字学的是黄山谷加龙门二十品,很开放,有生气。原来他的师傅在保定,也写石印。这样的学习经历给我输入了黄山谷的影子。 1940年,我曾到保定去过一次,因为我们都有“良民证”,可以随便出入。同去的人有的是打听山货的行情,有的��逛商店,而我所欣赏的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东西。我的亲戚领着我先看了关帝庙的古董市场,那里古书画很多,一时目不暇接;之后就到街上看牌匾,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只能凭脑子记。我印象*深的有两块金字牌匾,一是北街的药店“广生堂”,此字力度极强,系从柳体来的;另一块是绸缎庄的,店名“富兰斋”,字写得潇洒、流利、俊秀,据说是一位状元写的。在莲花池看到的*令人难忘的是亭子上一副木刻的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书写为草书,劲健飞扬,章法伸缩有致,不同一般!保定解放以后,机关搬进了城,我也常去看这副楹联,但不知是谁写的,落款已模糊看不清了。直到1968年重游故地才看清——楹联已经进行过锦装,落款是邓石如。心想,真是名不虚传!邓石如是精于篆隶的,行草书这幅算是他的代表作。 我当村干部后,与区县干部联系多了,有很多干部知道我会写字。1941年冬,我的好友、区长章新同志来到了村里,把我叫去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当天写出十八张枪毙汉奸的布告。老天!这真是大事。章新把布告的词交给我,还有县政府的官印,说定晚上九点钟左右来人拿布告,并说这件事当日要保密。我一个人完不成,又找了我的干事吴廷祜,我们二人这才写好。原来区县干部是在当天晚上到敌人的据点王各庄村,掏出大汉奸梁胜宵,就地枪决了。随时张贴布告,以警告其他汉奸。 1938年闹人灾,死了不少老年人,遇这事就得做棺材。我村里会木匠的人不少,但都没经过师传,做棺材也是马马虎虎,一雕花就完事了。我也是半个木匠,平时很注意看别人雕花活,看得多了也就会了。我也能雕用于棺材堵头的牡丹、松鹿以及莲花等样式的木雕活,也学会做神主匣子。其中有些细活,也很是需要些雕工。因此,我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学习刻字。以前曾刻过字,不过是玩耍而已,这次是正经做刻工活儿了。有一次,在做木工活中,发现了一块旧的棠梨木,觉得可以刻印章,于是我自己借来铁匠炉打了两把刻刀。我在姥姥家也学会了看火、用锤、锻造等的方法,因为姥姥家是银匠之家嘛。看起来多学一招儿技术比不会要强。我打的刀子,连铁匠们也服气,他们说,我们干不了这样的细活。学刻印章的口子一开便止不住了,区县干部也来求章,有的还带着印材,有牛角的、石头的,不过我只能刻楷书、隶书,还不会刻篆书,所以这个时候的“篆刻”其实不能叫“篆刻”。因为没有篆字的工具书,也不能瞎刻,个别有参考资料的才能刻篆字。无论刻得好坏,起码是练了刀法。勤学出成果,我刻章也是见缝插针,一有闲空忙从衣袋里掏出刀子来就刻,甚至练到走路时也能刻。我六十岁以后有几次坐汽车时就在车上刻,也在火车上刻过;尤其是坐长途火车,刻印章时感觉不到坐车的时间长短,在火车上是刻了印文刻边款,刻了边款又刻纽子,真是乐在其中。我不知其他篆刻家有没有这个经历。那时除了给私人刻印以外,还要为公家刻章。记得曾为完县供销社、完县农民协会刻过公章,这些都是木质的长条章,刻的都是扁宋字;还为县长王进仁刻过一方不带框的行书大名章,是在布告上用的。我在刻章活动中也出过洋相。有一次,区委书记李兴同志让我刻一个大方章,内容是“完县政治处”,因为对这个名字很生疏,以为是小单位,也没放在心上,过了些日子李兴催我,我说还没有刻呢。李兴批评了我,说:“你可得抓紧刻,这事很重要!”随后我按要求刻好了。原来那个时候党是不公开的,我未曾入党,又不能给我说政治处是什么单位,岂知政治处,就是中共完县县委会。我入党以后跟章新谈起这事引得他哈哈大笑。在刻印中我没有师承,是自己瞎琢磨的,左手食指上不知因走刀刻了多少口子。手刻破了,抓把尘土掩上照样继续刻。后来见林鹏比我聪明,他刻章时为了防止刀伤,在左手食指上戴了一个指套,这也是一种发明创造吧! 在农村的时候,我还临摹过一些画,就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画。有的是中堂,有的是立轴,都是民族形式,质量也很好,都是照相制版彩色精印的,其中的画,作者大多是梅生和伯翔;也有月份牌画法,都是些大美人,也有山水花卉。在学校我也初学过素描、着色等,临摹其中的山水花卉时,由于学习过素描,注意了对形象的把握,所以临摹得还不错。有了绘画技术,就为那些熟悉的老年人画头像,起初只是玩耍,其中有的画得也不错。后来有人主动找我画头像,也有画得不错的,不过大抵也是碰巧了。 那些年在做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中,我也学到不少知识,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区里有时抽调我去帮忙。在实行统一累进税的时候,有个计算技术问题,我还要给村干部进行辅导,因为之前我受过专门训练。除此以外,区里有时让我参加他们的区务会议,让我做记录。这是区长章新对我的器重,把我作为培养对象,他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开完会,区长总结出几条,让我根据记录写成一个总结,直接报县政府,区公所的印章也交给了我。有时区长起草的文件、材料,让我校对、誊写出一份交县政府。那时区里的人都把我叫作“不脱产的秘书”。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我们村的干部配合不断攻打西分哨、南分哨的部队,对哨所进行政治攻势,我也曾几次参加,打打停停,打了又讲,讲了又打,逼得这两个分哨实际无法存在,敌人便撤走了。只剩尧城桥三分所一个据点,敌人也不敢轻易出来,要点米面柴也只派一个人缘好的伪警察马志清出来联系。 从这时我开始学唱歌了,学会了再教群众,唱久了就练习识乐谱,方法是先会唱了再对照乐谱来看。慢慢的,拿起乐谱,我也能试唱了。后来有人从县城给我带来一本《识谱常识》,看了一个晚上,就基本了解了简谱的知识。画圈圈就是休止,画横道道就是节拍,再加装饰音的符号,都学会了。这样学唱歌曲的方法,就是先干后学。参加以上这些艺术活动,贵在处于青少年时代,记忆力强;特别是练手,青少年时更为重要,青少年误下的功夫,一辈子也补不上。